政治改革之关键：解决地方竞争机制
记者：刚刚我们谈到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多是依赖在已有的制度下小修小补，缺乏对基本制度的变革。对此，您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许成钢：过去，以GDP增速为核心的地方竞争机制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解决了地方政府间的激励机制问题，但现在地方竞争机制本身成了产生问题的根源。原因有两方面：
第一，世界上任何政府所面对和所必须关心的问题，一定不只是GDP的增长。如果政府几十年来只关心GDP增长，一定会出问题。
第二，过去中国很穷，GDP增长可以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所以，人们可以暂时忍受唯GDP增长为核心带来的负面问题，例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但现在中国已逐步脱离贫穷，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私有企业已占中国经济过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使用唯GDP增长为目标的地方竞争机制，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记者：现在若是放弃这种唯GDP增长的地区竞争手段，中国又该如何解决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
许成钢：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一定涉及基本的体制改革。中国的现行的政治体制是所有各级政府都由上级任命，上级给下级命令，上级考核下级，一切都是自上至下的，各级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在面对复杂任务时，这种制度总是产生难以解决的激励机制问题。只要保持这种体制，就没有解决激励机制问题的好办法。在不触动现有体制的条件下，一个至今还在反复使用的方法是，让地区间不仅仅竞争GDP增长速度，同时还竞争许多其他事项。然而，问题是让地方政府同时竞争多个事项，其中许多事项间会互相矛盾。地方政府一定会为自己的利益决定取舍。于是，上级如何在多种目标之间评判下级？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在此情况下，上级实际无法有效评判下级，因此这种方法从根本上无法解决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
也有人建议取消地方竞争机制，而代之以中央直接给地方发号施令。这个做法问题更多。中央如何确切知道地方应该做什么？如何了解地方政府做了什么？地方政府比中央高层更了解当地的情况，很容易欺上瞒下，虚报情况。在不解决激励机制问题的情况下，依赖中央发号施令，整个的行政机器都可能失灵。实际上，现在几乎不可杜绝的腐败就是由于激励机制失灵，导致整个的行政机器失控、失灵的一例。
在地方竞争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如何进行体制改革，避免行政机器失灵，是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这一改革的关键是，改变官员自上而下任命的体制，由此改变各级官员只对上负责产生的激励机制问题。具体的，就是要推动地方选举，从基层起，地方官员由地方选举产生，让地方官员主要对当地的选民负责，而不是对上负责，不是依赖自上而下的监督考察。这会从基本上改变了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问题。
以台湾为例，1950年起，县、市、村、里各级官长就由选举产生。当时台湾还没有开党禁，其他的党并不合法。但是地方选民选举高到县一级的领导。在台湾县一级相当于大陆的省一级。这种选举制，保证了地方领导，直至县一级的领导，要直接对本县的选民负责任，而不是让“总统”天天盯着县长。
中国内地是一个地域广，人口多的国家，比之台湾，改革的难度更大，但不能不改。作为改革的开始，重点可以在基层。基层地方政府必须有选民直接选出，对选民负责，而不是主要向上级负责。中国内地村级选举早已普遍进行，其中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的改革和完善。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应该尽快推动镇级选举，同时认真计划县级选举的改革方案。
记者：据您了解，目前内地的基层选举有没有特别成功的案例，为什么？
许成钢：现在内地的基层选举还没有特别突出的好例子，主要是因为基层选举不在改革日程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基层选举改革就已开始设计，并且一些地方开始试验，但此后基层选举不在改革日程上，遇到大量问题得不到解决，改革受到阻碍。虽然村级选举已经普及，存在的问题巨大。只有推动基层选举的改革，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实际上，基层选举制度不仅是应该的，是必须的，也是完全能够推进的。第一，它利于从基本上反腐败；第二，能帮助老百姓参与社会建设；第三，利于解决地方行政与经济问题。
以地方债问题为例，如果允许县一级发债，如何限制县级发债的范围与数额，在没有基层选举制的情况下，所有的限制都是来自上级，地方政府会想尽办法避开这些限制，无节制地发放地方债，肯定会出现危机。但如果由选民，或选民的代表，决定本县的发债，情况则会不同，会大大减少出现地方债危机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