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监管误区：一出事就治民营银行
记者：现在新一届政府鼓励民营银行进入金融领域，大陆掀起了一股“民营银行热”，不少企业争相向民营银行进军。您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的？您认为，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发展前景如何？
许成钢：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准许民营银行进入，并且这个门槛要低。放低门槛是为了有巨大量的中小银行进入，而不是只有几个大企业进入。金融改革要推进，必须要有巨大量的中小银行进入。
改革开放后，中国曾有过为数不少的民营银行，但在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时，为了防范金融危机，以及面对当时出现的国内一些民营金融机构出现挤兑，大量的民营银行被关闭。此后，中国的中小民营银行就垮掉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倒退。
现在政府允许并且鼓励民营的银行进入，原则上是好的开端，但这个开端能不能走远，现在还不好判断。关键问题是降低进入的门槛，同时完善金融监管。中国过去的金融监管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即金融监管不是把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同等看待，而是一出了问题就去治民营企业。
中国金融监管的许多内容，做的不是监管本身应该做的工作，而是限制民营企业，限制民营的所有制。监管不应针对所有制，而应该是银行的操作问题。监管的目的是为了金融安全，而不是给国有银行好处，挤压民营银行。
如果金融监管制度存在漏洞，即便允许民间银行进入金融领域，也不能保证民营银行能大量进入。金融监管的漏洞甚至导致金融安全问题，由此产生了问题，银行监管机构可能会再度关闭民营银行。
另一个要解决的司法问题，是银行监管机构的权力大小与来源。例如，银行监管机构的权力从何而来？有没有权利关闭民营银行？
这些制度问题，司法制度问题，都是中国的改革逃不掉，必须要面对的。无论是银监会、证监会，法律都应该明确它的权力来源与范围，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全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制度都是以美国为模范建立的。以美国证监会为例，法律上它有明确的权力来源与行使权力的范围。美国证监会有权力侦察、警告，以及在规定的范围内处以罚款，但是当遇到重大案件时，他只是司法体系的一部分，最终要由独立于政府的法庭判决，证监会的角色则从监管者就变成公诉人，代表政府在法庭起诉它认为犯法的那一方。
这点很重要，即金融监管的功能是由整个的司法体制所决定。在美国司法体制中，最重大的权力不在监管者手里，监管者无权做许多事情，比如监禁，重大的罚款，监管者罚款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再比如，关闭银行这类事，根本就不是监管者拥有的权利，是需要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来决定的。
但是，中国的司法体系并不是独立的。司法体系不独立，监管机构就不独立，会站在相关的利益方上，导致银行监管出现一系列的基本问题。这就导致中国的金融发展碰到的极其困难的问题。改革不碰这些基本制度，这个改革走不了几步，如果想绕开，最终也没有什么路可以走。
现在中国需要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努力推动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