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如何开放现存的国家制度
政治的开放性要在关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的各种制度上加以体现。中国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国家制度，这些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司法制度。而改革的目标，就是对这些既有制度加以改进。前者是代议制组织，后者是由不同的功能性团体协调不同利益的组织。21世纪初，在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之后，中国的领导层开始强调人民代表如何代表人民利益的问题，这样的变化表现出了政治的开放性。在这个方面，重要的进步之处集中在人大代表对意见的表达上。然而，在制度与政策层面上，依然存在着许多重要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人大代表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人大代表与他所要代表的人民没有任何联系，那么人大代表对人民利益的代表性就无法实现。紧接着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改进人大代表的提名程序，促使代表性更好地得以实现。多年以来，广东省的人大代表尝试通过建立工作站的办法，加强同人民的联系。这为高层领导留下了一个疑问：人大代表可以通过个人来代表人民的不同利益吗？同样受到质疑的是，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代表们，他们每个人可以各自代表人民中的不同利益吗？如果这不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那么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一个整体，又怎能代表全体人民呢？换句话说，人民代表大会怎样整体性地代表人民？当前，出现了一些有关如何进行利益代表的实践尝试。党的领导者不应该拒绝这些尝试，而是要鼓励创新，并通过创新来建立新的制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功能也需要更多的考量。当前，政协委员是从数十个社会功能性团体中挑选出来的。该项制度的功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西方民主的一些缺陷。西方民主强调权力分立以及国家内部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平衡。然而，这种政府层面的制约平衡，常常并不足以保证政治的稳定性。当多种形式的西方民主制度被引入到发展中国家时，特别是引入到那些高度分裂的社会中时，多党政治往往是政治动乱、甚至国家崩溃的根源。导致政治悲剧主要原因在于，这种制约平衡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并不存在。事实上，人民政协可以成为这样一种国家制度，即在不同社会团体之间产生制衡关系，这是因为人民政协的主要功能就是政治协商与利益协调。从这个视角来看，人民政协制度还需要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例如，如何更加科学地确立、扩大或减少社会功能性团体的数量？如何将所有的社会功能性团体转化为更民主、更开放的组织？香港的经验在这里值得借鉴。围绕取消功能界别制度的提案，香港一直有不少的争论。但是，争论的核心并不在于这项制度本身，而在于如何使这个制度变得更加民主化。
在党内民主所有的这些领域里———社会民主、利益代表（人大）与协商———由于利益的多元化，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政治竞争。在西方，政治竞争集中体现在竞选拉票的过程中。然而在中国，无论选举民主在哪个层级施行，都应当考虑到延续千年的精英治理传统。精英治理是中国的优良传统，民主制度是西方的宝贵遗产。前者基于自上而下的拣选，后者基于自下而上的选举。如果要将选举民主引入中国，就应当将精英制与民主制有机结合，让拣选与选举相结合。只有这样，中国的政治体系才能超越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单独依靠选举制度，既不能选出最好的人才，也不能防止最坏的人胜出。
八、结语
尽管中国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了政治改革的日益重要性，但在“改什么”与“如何改”的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注入了更大的动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政治的上层建筑也将随之改变。在确立未来国家改革方向之前，中国的政治改革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中国从何而来。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全面理解中国存在了数千年的政治模式，还要明白中国从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政治模式转变的全部过程。当前，虽然鲜有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讨论，但强人时代之后的许多政治实践总体上已经预示了这种轨迹，即开放建党与建立一种开放的政党体系。这一方向，不仅与传统中国的开放性保持一致，也与现代政治的开放精神相互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