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党体系的第二个特征是，政治的开放性促进了政治精英的快速更替。西方民主的本质表现为通过周期性的选举来实现政治精英的更替。在民主出现前，暴力在权力继承上常常扮演着重要角色。古代中国，悠悠千载，概莫能外，每一次革命都是为了朝代更迭。中国没有走上西方民主的道路，而是发展出自己一套很有效率的权力交接体系。这应当归功于70年代回归政坛的邓小平。他成功地建立起了两套相互联系的体制。其中一个是老干部的退出体制，另一个是从社会各个阶层吸收人才的招募体制。从最高领导到社会基层，这一权力交接体系已经被高度地制度化。
更重要的是，由于年龄的限制（如所有领导一旦达到退休年龄后，就应当离开其工作岗位），在各个层级上精英更替的速度，都是其他体系甚至是民主制度所不能比拟的。尽管在外界看来，基于年龄的退休制度是不合理的，但这种制度的确具有多种积极的政治效应。这种权力交接体制具有两方面的优点：（1）它避免了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的人治传统。主要限制因素就是由内部多元主义产生的“党内民主”，或者是党内集体领导机制。与民主国家相比，在中国最高领导层，其内部的相互制衡更多、更强。例如，在美国，一旦赢得选举，总统的权力之大近似于帝王；然而，中国在强人政治时代过后，这种情况就不复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中国最高也是权力最大的决策主体，它常常被看做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体系的象征，或者是威权主义的象征。然而，常委会的成员实际上拥有近似相等的权力。每个人在其负责的专门领域，都享有最重要的话语权。其次是固定任期制，或称有限任期制。如今，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以及其他主要职位在内的领导，都只能最多在职两个任期，共10年的时间。这一体制与西方总统制相比，并没有大的差异。显而易见，有限任期制对个人独裁是一项有效的制度约束。尽管中国不具有西方民主制度，却已经建立了一个近似的或者说更有效的方式来防止个人独裁。相反，在阿拉伯世界，个人独裁无论是在君主制国家中，还是在现代政党国家中，都十分常见。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支配一个国家数十载后，就容易滥用国家权力，令社会无法忍受。（2）中国的政治体系允许快速变革的发生，从而有效反映代际变迁和利益变化。与其他政治体系相比，中国的政治体系推动了官员迅速、大量地更新。由于年龄限制的严格执行，使得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官员离开工作岗位，又有成千上万的新人走上工作岗位。尽管如此快速的流动有其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反映了一种时代的变革。
中国政党体系的第三个特征是，它有利于推动政策的变迁。从理论上讲，在多党制国家，政策变迁的阻力应当小于一党制国家，这是因为政策可以在执政党的更替过程中得以变化。当一个新的政党掌握政权后，它可以终止上一任执政党的政策。然而，现实却常常事与愿违。在许多民主国家，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反对党并不发挥其建设性的作用，常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环境中，真正的政策变迁通常十分困难。在中国，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说西方民主更多的是一种政权更替，那么中国的政治体系，则更多的是一种政策更迭。尽管在中国社会，人们时常抱怨执政党的政策变化太慢，然而事实上，这些政策在中国的执行速度，已经超过了其他的政治体系，处在一个相对较快的基础之上。在民主国家，政治精英可以将变革政策的责任相互推诿；而在中国，执政党的这种责任，则是无法逃避的。从20世纪的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中国已经实现了几次重大的政策变革。面对不同的局势，以合理的政策变迁加以回应，如果无视执政党的这一巨大能力，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近几十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迁。
中国执政党的这些变化，正反映了其“开放建党”的趋势。如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那么政党政治的改革，就应当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鉴于中华文明的开放本质，开放建党以及建立一个开放的政党体系，则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可行性方向。从这一视角入手，来解读中国的民主模式———由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显得更有意义。党内民主不仅有利于加强执政党的支配地位，而且有利于保持其开放性。毫无疑问，作为一个组织，执政党拥有其自身利益。没有利益，也就没有责任。然而，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应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也不应该垄断政治过程。否则，就将重蹈皇权的覆辙。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需要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系统，为确保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政治过程也必须随之开放。党内民主更为重要的使命在于保持全社会的开放性。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论证的，即便是在西方多党制民主国家中，稳定社会里的个人与企业行为，会促使共谋的、卡特尔的游说组织形成一种密集的网络，从而降低经济效率，弱化经济发展的动力，使国家难于治理。在没有动乱产生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持续的时间越长，这种组织的力量就越强。对此，奥尔森颇为悲观，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利益集团除非通过革命、战争或是大规模的冲突，否则是无法消除的。然而，中国改革开放的经历已经向我们展示，保持系统的开放性，是一种克服既得利益的有效方式。显而易见，克服既得利益，需要的是一个开放的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