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党执政下的开放政党体系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转型逐渐显示出中华文明的种种特征，即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开放性的政党。正是这一点，使中国共产党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相比，显得独树一帜。随着社会经济转型的深化，经济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东欧共产主义国家踏上了西方的道路，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组建了不同的政党。由于这条道路与西方文化相匹配，而这些国家又比较容易接受西方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在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将政治过程向全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不同利益群体开放。简而言之，中国是在一党执政下的开放政党体系。
在这种政党体系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开放性。任何不开放的政治体系，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排斥性的、封闭性的体系。在西方，政治的开放性主要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得以实现。如在多党制政治中，每一种利益都可以找到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由于不存在这种多党制的政治，政治的开放性则是通过“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的。内部的多元主义是指当社会中出现不同利益的时候，执政党向不同利益开放，将其吸纳进体制中来，并通过不同的机制来代表不同的利益。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革命期间，政党必须依靠特定的阶级与阶层的支持。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工人阶级与农民便是它的联盟主体。而作为一个执政党，它需要依靠社会中所有的阶级与阶层以获得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转型是非常迅速的。由于不存在反对党，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过程，就成为社会各个团体表达其利益最有效的渠道。如“三个代表”思想就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现实性的考量，即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中产阶级的成长，但包括私有企业主在内的中产阶级，规模却不大。这部分人群却已经显示出对政治参与的强烈愿望。正源于此，执政党始终“与时俱进”，不仅为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国有部门提供宪法上的保护，同时允许并鼓励私营企业主加入执政党。“三个代表”背后体现的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经济利益。要有效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就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将不同的社会利益纳入到同一个政治过程中来。党员构成的变化，就是一个观察指标。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农民与人民解放军，占据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大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专业人士以及新近崛起的社会阶层，在党员中的比例日渐增加。如果西方是以“外部多元主义”为特征，那么在中国，则是以这种“内部多元主义”为特征。不同的利益首先被“内部化”，他们被融合到既有体系中，进而在体系内部与不同利益群体进行竞争与协作。将私营企业主吸收入党，并将其纳入到政治过程中之后，中国共产党将重点放到“社会管理”上，以期通过吸纳更多的新生社会力量，来扩大其执政基础。随着中国共产党社会基础的扩大，党内民主的呼声也随之增加，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党内民主、寻求党内民主的原因。2002年党的十六大阐释了中国民主化过程的纲领，即由党内民主促动社会民主或“人民民主”。
这种内部多元主义的开放性，其有效性不亚于其他任何体系。最近，随着“茉莉花革命”在中东、北非地区的扩散，人们常把中国体制的走向同阿拉伯世界国家相类比。虽然这些体制在总体上可以被归类于威权主义，但是他们在内部结构上却有着相当的差异。与阿拉伯国家相比，内部多元主义正是中国的与众不同之处。在阿拉伯各国，基本上没有外部或者内部的多元主义，大部分国家是由一个（君主国）或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权力、统治国家。乃至在一些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和日本，政治权力也经常是被少数几个政治家族所垄断。而在中国，较低社会阶层参与政治的人数，要远远大于民主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并不是基于政治家族，它是一个在高度多元利益基础上的大众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