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执政党如何保持对社会的开放性呢？新加坡为中国提供了很多的学习经验。虽然是在一党支配之下，新加坡的政治系统却是向社会开放的。自建国以来，新加坡的领导者就意识到，对于一个没有自然资源的国家，政治人才就是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最有天赋的人常常流入商界，而新加坡政府则希望他们进入政治领域。于是，执政党发挥的一项重要作用，便是充当“伯乐”，从本土社会以及全世界去发现最好的人才。在新加坡，文官系统中的公务员是通过系统内部选拔产生的，但政治精英却是从社会中招募。许多政治领导者并不是由执政党自身培养起来的，而是从社会中吸纳进来的。1970年，人民行动党（PAP）吸收了吴作栋与陈庆炎，这两人后来分别担任了新加坡的总理与副总理。而现任总理李显龙与副总理黄根成，就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吸收进入人民行动党的。这些领导者在就任执政党领袖之前，都是社会各个领域的顶尖人才。也只有他们在各自领域内展现出卓越的才华后，执政党才会邀请他们加入党组织，为所有人民服务。所以，在新加坡，很少听到人们谈及“党龄”或者“资历”。决定一个人能否被征集进入党组织的，并不是资历的高低，而是他在不同领域所取得的业绩与成果。新加坡的这种方式解决了“按照资历优先分配”的问题，而这种问题广泛存在于列宁主义政党中。列宁主义政党虽然可以开放性地容纳社会精英，但在成为组织之后，他们就成为了既得利益集团。新加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保持了政党对社会的开放性。
从社会招募精英，对一个执政党有着深远的意义。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理解：（1）从社会招募官员，可以保持党与社会的联系。来自社会不同领域的人才，他们更清楚社会所需，从而能更清晰地表达、代表社会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人从社会中来，因而在社会中有着较高的认同度。他们的加入加强了执政党的合法性。这是保持执政党权力的一条有效途径。（2）有才华的人，由于他们基本上可以使自己生活富裕，所以不易受腐败的影响。这些人加入执政党并担任公职，为的是服务社会，而非希图个人所得。如果官员发现他们的付出不能获得同比回报，或者他们的所得无法满足经济所需时，即使是在民主国家，政府官员也会寻租和以权谋私。在新加坡，这种问题非常罕见。（3）培训一名优秀的政治领袖或者政府官员所需的成本非常低。由于这些人在私营部门拥有丰富的阅历，因而对这些人的培训并不需要高额的成本投入。
关于“人民民主”或者说社会民主，以及开放政治，需要继续开展多种形式的政治实践，其中包括公共协商与参与。在当前的中国，这些民主实践活动实际上已经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了许多年。将社会民主与选举划等号，这还不够。其实，制度建设与善治对于地方各级政府更加重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村民选举实践表明，选举本身并不能催生有效的治理。村级民主已经实践多年，其中出现的问题应当仔细的反思与研究，因为这些都反映了选举性民主可能出现的变异。在中国的很多地区，宗派与家族依旧在村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民主在这些地方仅仅是名义上的存在。如果民主的规模过小，它就很容易被一个宗派，或者一个有影响力的家族所支配。事实上，地方的公共参与与协商同善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在这个方面，民主有着更加广泛的内容。在地方，选举民主有助于产生地方组织与地方继任者，从而解决权力接替的问题。然而简单地开放地方选举，难以产生一个有效政府。相反，公共参与与协商在改善地方治理质量上至关重要。开放的预算、公开的政策制定过程与公民社会的建设，都是地方民主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