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体系内部，同样缺乏开放性。例如，通过吸纳入党、允许参与政治过程的方式，执政党对新崛起的阶级，特别是私营企业主们赋予了权力。如今，商业组织可以直接集合利益，并在政治过程中表达他们的意愿。然而，农民、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依然缺乏参与政治的有效渠道，被排挤出政治过程之外。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参与政治的意愿，而是在正式参与渠道缺位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借助于非正式的途径，例如请愿、抗争，甚至是一些暴力行为。
正如经济领域中存在“好市场”与“坏市场”一样，政治的开放性，也有好有坏。好的政治开放性，使社会各个阶级的参与在一种平衡的状态下进行；坏的政治开放性，则会导致失衡的政治参与。不对称的政治开放性，通常会导致政治动乱。参与在各个阶级之间越平衡，就会产生越多的积极效应。
六、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
基于对开放性的论证，我们可以指出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三个关键领域，而这三个方面，在当下的政治实践中，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中共十七大已经提出了推动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的提案，而改革执政党自身（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这两个主要领域，也已经有所涉及。为使改革更有成效，全国人大作为连接党与社会的组织，也应当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开放性。
当前，关于竞争与党内民主的讨论，主要集中的领域包括党内集体领导、选拔与权力的更替。这些都是最根本的问题。党内民主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持党的开放性。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因此，亟须建立一套党内利益表达与利益协调机制。在一个政治过程中，要代表并整合如此之多的社会利益，并不是一件易事。然而，没有一套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内部的冲突与纷争就会出现。更重要的是，不同的社会阶级与利益，并不是同时进入政治过程的，因此，有必要防止在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如果率先进入者控制了政治过程，那么政治公平就会丧失。历史已经表明，一个封闭的政党不能久立，而一个代表各种社会利益的政党可以长存。一个政党越开放，其可持续性就越强。
政党如何保持其开放性呢？与古代科举考试类似，现代中国通过公务员考试系统来招募人才。当然，这一途径的有效性依赖于教育系统的开放性。如果教育系统是排他的，政党的开放性也会受到抑制。更重要的，执政党应当将党外社会精英纳入到政治过程中来。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大部分是从党内系统培养出来的。由于制度化程度较低，特别是基于正式规则的公平竞争的缺乏，当前的“精英培养”系统常常成为“剔除精英”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有能力有思想的人常被剔除到体制之外。另外，由于人才是在党内完成培养的，因而选拔上来的人大部分都是官僚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其官僚化问题是极为严重的。过度官僚化，使官员转变成为官僚，却很难成为政治家。此外，由于官僚化，政党对社会的开放程度逐渐降低。官僚化一旦形成，政党将失去与社会的有机联系，与社会的距离越来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