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传统政治的开放性
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中，开放性历来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征。与其它文明不同，中华文明是世俗化的。宗教文明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相比之下，世俗文明则更强调“包容性”。包容性意味着开放性。比如中华文明，它常以开放而非排斥的姿态，共存于其它文明之间。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汲取了其它文明的许多元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佛教文明的成功吸收。诚然，每一次对外来文明的内化，在最初的阶段都曾引起了各种冲突，带来了不小震动。然而，每一次对外来文明的兼容并包，都使中华文明获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与发展。
与此同时，传统的中国政治，或者说皇权的行使过程，也具有相当的开放性。皇权，作为古代中国国家的象征，在绵延了数千年之后才被西方的现代国家击溃。正是这一系统内部的动态变化性，帮助中国的古代政治体系避免了重大的革命性变迁，使其得以延续数千年。在近代，当中国屡次战败于西方国家时，人们常常归咎于帝王之责。然而，对皇权的简单否定，并不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华文明。显而易见的是，在开放程度上，中国的帝国体系要远高于西方现代国家出现前的封建社会。尽管皇权本身是排他性的，但官员的职位却是向社会开放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君王享有对国家的“所有权”，而向全社会开放对国家的管理权。虽说君王及其家族独享皇权，但除了帝位本身，其它任何职位都不具有世袭继承的合法性，中国与欧洲政治家族的世袭继承体系有着巨大的差异。
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的，还有行政权力，科举制度将这种开放性高度地制度化。从理论上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在实践中，皇权可触及的范围，则是有一定限制的。由于政府拥有实际的管理权力，所以皇帝常常是“统而不治”。的确，古代中国的这套复杂的官僚体系，后来被欧洲人发现并受到了欧洲人的高度赞赏。并且，行政权力的开放性直接促进了社会的开放性。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中，古代中国仅有“阶层”与“阶级”的概念，而没有在其它社会中流行的“氏族”或“种姓”。阶级与阶层是开放的，一个人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改变其所属的阶层或阶级。相反，氏族与种姓则是不可变更的，个人的努力无济于事。因此，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有教无类”，认为每个人都是可以被教化的，而每个人都可以在教育中改变自己。在儒家思想中，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教育正是改变人性的根本。人，也因之区分成有教养和无教养的两类。
中国的世俗文明可以延续数千年而没有中断，正是与这种开放的本性密切相关。不过，传统文明的这种开放性，也有其自身的局限。从文明融合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在历史的某些阶段，曾一度失去自信，逐渐隔绝于外部世界。明朝时期，朝廷终止郑和西行就是一个例子。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封闭性”与“排他性”是不同的。在中国，“封闭性”仅仅是自我防卫的一种体现。长城的修筑、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些都是用来保护国家而非排斥外来文明的。因此，当中华文明重拾自信时，便又恢复了它开放的姿态。另外，皇权本身是对古代中国开放性的最大限制，或者说最大敌人。皇权所具有的排他性、垄断性与世袭性，都与开放、包容格格不入。改变的唯一办法，就是一次次的革命，一次次的朝代更替。正如其他社会一样，中国皇权的封闭性，直接导致它最终走向了衰退与灭亡。尽管在其它社会中，皇权被边缘化，仅成为一个政治象征，但中国的皇权，却被一个现代组织化的权力所取代，这个权力，就是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