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期间，好的医生都是“好演员”
鲜为人知的是，十年前，随着非典病人一波波涌来，有医生形容，他们的压力和孤独感“呈几何倍增长”。
“紧张，孤独，被排斥，还不能让你的病人感觉到。”米玉红回忆，非典时期，好的医生几乎都是“好演员”。
米玉红至今记得，在把第一个病人送进隔离区后，自己的同事已经“从精神上崩溃了”。“那种气氛下，我和传染科的医生很少有言语交流，他们一看到我，紧张、焦虑都写在脸上了。但只要病人一有事，他们又立马转身跑进病房，表现得很从容、很细心。”
米玉红感慨，面对病人与非病人，“医生俨然是两种人”。
尽管久经沙场，王仲医生在非典面前，同样避免不了紧张。在协和医院收治了第一个非典病人后的第4天，王仲感觉自己也出现了发热症状。于是，他悄悄地管护士要了一个体温计，躲在医院角落里，给自己测了一下体温。“一测36度，一刹那，我就没有不适感了。”
然而，王仲借体温计的事传到了一位老护士的耳朵里。她跑到王仲面前，一开口就哭了。她带着哭腔质问：“你要是倒下了，我们怎么办？”也就是在这时，王仲才知道曾经兴奋地高呼“我们也能抗击非典”的团队，内心已紧绷至此。
这种紧张情绪也弥漫在协和医院的“非典筛查专家组”中。
为了能够更加准确地判断非典病人，北京协和医院当时组建了“非典筛查诊断专家组”。若是有疑似病人，必须3个专家会诊。在决定“是留还是放”时，要讨论很长时间，找遍所有的依据，精神压力常人难以想象。
专家组的工作从3月12日持续到6月25日。王仲也是专家组成员之一，他说，自己无论如何忘不了专家组的另一位成员、感染科李太生教授失声痛哭的场景。
“有一天晚上，李太生医生喝了很多酒，敲我门，进门就和我说：‘王仲，我们医院要是有人被感染了，就是我们的责任。’说完这话，他就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作为多年好友，王仲从没见过李太生这个样子，“我们肩上是沉甸甸的责任啊。”
孤独和被排斥感也如影随形。
和众多医生一样，参与“抗非”期间，王仲几乎3个月没回家，就住在医院宿舍里。有时感觉实在顶不住了，就“回家找儿子踢场球”。“因为这是最安全的方式，可以避免我和儿子近距离接触”。广东的张敏州则度过了他“最艰难的时光”：“看着我的同事们一个个倒下，我很心痛。那时，我独自在外租了一间房。晚上一回到房间就躺着，房间里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从没体会过这种孤独。”
那时，与非典沾边的人，或多或少还会被另眼相看。
“我们一个呼吸科主任告诉我，非典期间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去食堂买饭，明明是站在队伍后面，再一看，前面一个人都没有了。”颜芳告诉记者。
王仲也记得，那时他和另一位“抗非”一线的教授去参加医学会议。“到会场后，我俩知趣地在大厅左后角坐下。也许大家知道了我们的身份，所有人都往右前方聚集，与我们形成了个对角线，中间，是一道很明显的‘隔离缓冲带’。”十年后，回忆起这一幕，王仲戏谑之余，语气依然苦涩。
“医患关系好不好，我觉得主要取决于‘将心比心’。非典时期，医生尚且如此紧张、孤独，被隔离的病人只有更甚。”米玉红告诉记者，自己当时在菜市场买菜，曾被一些摊贩有意无意地躲闪，“我心里难受，于是下决心：不能让我的病人也同样难受。”
非典后期，米玉红进隔离病房时，就不穿厚重的隔离服了。“我后期就戴一个N95口罩进去，大不了里边再戴两层纱布。不想让我和病人之间，有太多距离感。如果我们也‘躲’病人太远，他们会心里不平衡。”
王仲的“演技”，则是在病人询问病情时，表现得故作坚强。
非典感染者的一个临床表现，是双肺部炎症呈弥漫性渗出。经X光透视后，肺部会呈现点点“白斑”，两片“白肺”如死神展开的翅膀。
一天，王仲照例到“静得只能听见医护人员脚步声的”隔离病房查房。一位病人气喘吁吁地问：“王主任，是不是我们的肺以后就变得和玻璃一样了？”
王仲明白，病人是在紧张自己的病情，担心有后遗症。为了打消病人的顾虑，他开了一个玩笑：“要是你的肺变成了玻璃，我就拿去工艺品店卖，应该能卖个好价钱！”听了这话，病房里的人都乐了。随后，王仲开始仔细讲解肺部“玻璃样变”的原理，一讲完，那个病人立马就问道：“以后，您能不能每天都过来和我们聊聊天？”王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其实，没有谁是超人。
当给病人“排完压”后，医生自己的排压方式却少得可怜。米玉红告诉记者，非典时一步也不能迈出医院，压力大的时候，就只有往医院顶楼跑。“会特别想看医院外的风景，透透气。”她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十年前，站在医院十三楼看到那个的异常空旷的北京。
“我有恐高症，那段‘抗非’经历，倒是把我的恐高症治好了。”十年后，米玉红灿然一笑，云过风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