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当医生，晚上当病人
如最早披露非典真实疫情的钟南山院士所说，抗击非典就像一场遭遇战，对这一来势汹汹的未知病毒，无论个人、医生还是国家，都毫无准备。
在“抗非”白热化时期，医护人员进入污染区前，要穿4层密不透气的隔离衣，戴16层甚至24层口罩，加上一个“足以压肿鼻梁的”眼罩，每次穿脱至少需半小时。而在最初，一些医护人员对这些来不及了解，就开始了与非典的短兵相接。
安贞医院抢救中心主任米玉红，至今仍记得接诊第一例非典病人时的“仓促”。
2003年，米玉红在北京市某三级医院担任“非典”疑似病例的第一鉴别人。“4月13日，我接到的第一位病人才21岁，是北交大的一名学生。”在米玉红的回忆中，当时病人高烧不退，“他的父母不停地流泪，颤抖的手握在一起，嘴里念着，一定不是非典。”然而，经过一系列检查程序后，米玉红对着检查报告看了一遍又一遍，最终落笔非典二字。
确诊后，米玉红要立即把病人送到传染科病房。“当时，我连防护服该怎么穿都不知道。很仓促地套上之后，就把他运过去了。一路上，我们是迎着风往前走的，病人在前面，我在后面推着。”
每每回想起这段百余米的“喝风”路程，米玉红都坦承“感到一丝后怕”。
“当时只能尽快把病人送过去，没时间让我咨询怎么防护。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就把脚步迈出去了。”她感慨，“那时没有感染非典，实属幸运。”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大科主任张敏州对这句俗语的记忆，则来自非典时期，著名中西医结合危重病学专家崔乃杰的“执拗”。
“一度，我们重症科里的非典病人越来越多，就向天津崔乃杰教授‘求援’，邀请他亲临广东会诊。”十年后，张敏州仍不住地感叹，“这是我最难忘的一次会诊。”
“当时崔教授已经70多岁了，上午坐飞机赶来，下午就到了医院。我和他商量：‘您不用进病房了，就在外面看看，我们给您汇报具体情况。’但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厉声拒绝：‘既然来了，就要第一时间掌握一手资料，我要到隔离病房去。’”
“当时压力很大。老教授万一在会诊过程中感染了非典，后果不堪设想。”张敏州坦言。但在崔乃杰的一再要求下，张敏州不得不“妥协”。“拗不过他，只能给他加强防护。我亲自给他穿上了隔离服，戴上了帽子。”
在张敏州记忆里，整个会诊过程中，老教授的神情非常凝重，不住地叹气。为了观察得更清楚，“他不时地弯腰，离病人很近，完全没考虑到自己。”
无孔不入的非典病毒，没有放过医护群体。
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2003年我国共确诊非典5327例，死亡349人。而医护人员患者的人数，占到了总人数的20%，因非典死亡的人中，医护人员占到了三分之一。
“我是我们重症科最后一个倒下的。”十年来，这个特殊身份李健医生一直记得。2003年3月12日，李健在抢救病人过程中被确诊为感染非典。据他广东省中医院的同事们回忆，最严重时，“他快不能呼吸了，就靠呼吸机在维持，全身状态已经很衰竭，高烧39～40摄氏度不退。”
“一阵阵地发烧，烧到不省人事，不敢动，一动就喘得厉害。清醒的时候，只能望着天花板发呆，想：‘还能不能好，要是就这么走了挺不甘心的，我还没成家呢……’想着想着，眼泪就往下淌。”李健说。
回想感染期间最难忘的事，李健的答案，不是使用呼吸机后“气呼出去，半天都回不来的‘濒死感’”，却是从病房到放射科那不到10米的走廊。
这段距离，是他每天拍胸片的必经之路，可他每次要花半个多小时才能走到。“肺里面已经积了很多水了，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李健说，可他不敢找护士帮忙，就和另一位医生感染者扶着墙，一步一步地挪过去，再一步一步地挪回来。10米要走半个多小时，汗流浃背。
“那时候，医院的人手已经相当紧缺了，可住进来的非典病人越来越多。我不能传染给护士，更不能跟病人‘抢医生’。”从“鬼门关”回来的李健，谈起十年前的选择，语气平静。
李健的同事颜芳医生，感染非典比他还早。一开始，虽然症状明显，但胸片检查结果都是阴性，颜芳只将其当作重感冒处理，每天依然要重负荷地值班。对那“纠结”的一个星期，他如此描述——“白天当医生，晚上当病人”。
“一到中午就特别疲倦，肌肉酸痛，好像有蚂蚁在咬。更可怕的是精神折磨，总觉得特别像非典，但又没有证据，心一直悬着。”是年2月14日，高烧38.5度的颜芳最终被确诊为非典，他形容“终于从折磨中‘解脱’出来了”。
3月8日，颜芳康复出院。“康复后，一个是特别容易饿，食量翻半倍到一倍的状态；第二个是人很容易累，动一动就需要休息。”而出院不到一星期，颜芳又回到了医院，以医生的身份。
“为何回去？我没有想得很复杂，因为这是我的工作。”颜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的妻子是护士，她理解也支持这个选择。”
像李健、颜芳一样，“抗非”期间，千余感染非典病毒的医护人员被公众和媒体以“白衣天使”之名赞赏。但在两人看来，“能够化险为夷，我们已足够幸运，更值得铭记的是那些默默的牺牲者。”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王晶，就是其中一个。
从2003年4月进入非典病房，王晶再也没有和丈夫、孩子见过。甚至去世的时候，她身边的遗物——包括手机 都被当作污染物焚烧了，同事回忆“她与老公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十年前，陪王晶走完最后一段日子的我，回忆那些躺在病床上的同道，仍热泪盈眶。”网友“@不加好友不加V”如此在微博上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