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6月24日讯 综合媒体报道 “悔过书”，作为中国贪腐官员向党组织和办案机关交代内心独白与自我反思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体”，近年来通过个别媒体的报道，逐渐从纪委、检察院等办案部门的神秘卷宗中走出来，成为普通公众了解“落马”官员的一种公开化的“私人档案”。
梳理发现，在已曝光的多名贪官的“悔过书”中，少的仅有一页纸（如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多的洋洋洒洒数千上万字；有的官方套话连篇，有的则文采斐然（甚至吟诗作赋）；有的痛哭流涕、作深刻悔改状，有的充斥着“自我表扬”，有的则大段抄袭他人……可以说，“悔过书”既是贪官的“自画像”，也像一面“哈哈镜”，不仅粗线条勾勒出公仆“沦陷”过程，还能映照出官场沉浮、人性冷暖、百态万象。
“悔过书”隐藏的秘密
“悔过书”都是贪官在被“双规”后写的，至少，还没见到忍受不了良心煎熬，或东窗事发的恐惧而主动坦白并写下“悔过书”者。
就功能来说，“悔过书”在内容上陈说的是“过去”，涉及贪官的成长历程，贪污受贿的过程，及分析自己变成贪官的原因等，但它指向的无一不是“未来”，希望得到同情甚至宽恕。祈求的对象，按照“悔过书”里设定的语境，不是法律，不是公众，而是“组织”--毕竟，贪官在写“悔过书”时，是在对“组织”说话。
实际上，“悔过书”的出现原本就是反腐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往往是在纪检监察等部门介入到法院还没有审判时设置的一个程序，属于“老实交代问题”的高级版本。这样做，既预设了“组织”查处腐化成员的权力，同时又能贯彻“治病救人”的原则，还有利于贪腐案件的查清。这样的一个程序，因贪官尚未在法律上被宣布为“罪犯”，被置于封闭的权力系统内。
这决定了“悔过书”的文本形式和话语内容，没有游离于官场话语体系之外，就像很多官场八股文一样，这也是它充满了套话的重要原因。按照语言哲学的说法，它属于一种比较另类的“话语格式”，能够迅速对双方的身份、地位进行界定和识别，从而进行一个权力等级的“再生产”。“悔过书”相当于明确表示：一个贪官的行为无论能否界定为犯罪，他首先触犯了“组织”的纪律，“组织”的查处因此“逻辑在先”。
一般而言，无论是公文式八股，还是报告、讲话类的官场八股，都具有程式化的表演色彩，作报告者、讲话者并不附带个人的人格或情感。也就是说，作报告、讲话很八股的官员，只是在扮演一个非人格化的权力角色，而听他讲话的观众同样如此，双方只是在一场既定的权力演出中相互配合。八股文的性质决定了它更多地是用来确认、维护既有的权力秩序。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一些官员一扫这种陈腐风气，往往脱稿讲话，用个性和魅力把权力魅化为权威。权力是完全寄生于制度的，而权威则属于个人。
“悔过书”当然也是一种表演。不过，毕竟是触犯了纪律的“组织”成员表演给“组织”看，它除了要遵循既定的“话语格式”，对“组织”权力表示认同外，还要根据“组织”在保证成员不违反纪律等方面的一系列预设和方法回答问题，解剖自己，表明自己并没有做到，而不是这些预设是有待反思的，而且方法不起多大作用。比如，“组织”预设，防止一个官员腐败的方法，在权力体系内，就是加强廉政教育，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那么，贪官在“悔过”时，无一例外，都要涉及这些内容，而且没有任何质疑。
非常明显，“悔过书”的文本内容在迎合权力体系反腐的预设、方法时，对腐败的原因提供了一套标准的解释。它不涉及“外部”对权力体系的制约和监督这一被认为是反腐的核心问题，而只是重复叙述在权力体系内，为防止腐败现象发生，进行教育、学习的重要性。
这在某种意义上对“教育学习”类的反腐方法提供了一种辩护。另外，当贪官的“悔过书”被拿来作为对其它官员的警示时，又从反面把这样的逻辑演示一番，合法化了权力体系“自我监督”的先验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