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北京协和医院13名非典病愈者与医护人员的合影。王仲供图
编者按:前段时间,H7N9禽流感来袭,令公众回想起那个“全民戴口罩”的春天。2003年,SARS(即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肆虐中国。在全民“抗非”的战役中,据卫生部门统计,共有5237人被确诊感染非典,死亡349人。其中,医护工作者占了相当的比例。
如果说非典是一场“大考”,它不仅考验着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危机应对机制和政府信息披露等大主题,也考验着医生—患者这对微观的、特殊的关系的主色调。色调是亮还是灰,可能直接影响到每位患者的个体命运,进而深刻辐射到未来的中国社会。
张敏州 时任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在“抗非”一线连续奋战3个月零13天
越来越多的骨干医护人员倒下,科里却住进了更多的非典患者,最多时有13个。医院就在其他科室征集医护人员,原以为大家会“逃”,但意外的是,很快就有100多个人报名。疾风知劲草,如果说疾风代表非典,劲草就代表医护人员。
米玉红 时任北京某三级医院呼吸科主任,在“抗非”一线坚守1个月零20天
我去自由市场买菜,别人像躲“瘟神”一样躲我。非典后期,我进病房时,就不穿那么厚的隔离服了,只戴一个里面垫两层纱布的N95口罩。因为这样,会让我和病人间没有太多距离感。如果我像别人躲我一样躲着他们,病人会心里不平衡,会恐慌。
李健 时任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在“抗非”一线坚守两个月后感染非典
感染非典后,每天要去楼梯口的放射科拍片。10米的距离,我就和另一位医生感染者扶着墙,一步一步地挪过去,再一步一步地挪回来。实在没力气,肺部积了好多水,10米要走半个多小时,汗流浃背。但我们不敢叫护士来帮忙,因为医院本来就缺人手,医生不能跟病人“抢医生”。
颜芳 时任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医师,在“抗非”一线坚守20天后感染非典,病愈一周后重返岗位
非典期间最难忘的经历是,前几天我还是医生,后来就变成了患者。角色互换最深切的感受,就是体验到了病人的痛苦。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同事的鼓励和支持。难受的时候,饭是医护人员一口口喂的,头发也是他们帮忙洗。有他们的关心,我从未觉得我是一个人在战斗。
王仲 时任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在“抗非”一线连续奋战3个月零8天
非典时期,医患双方有种休戚与共的感觉,没那么多讨价还价的余地。我记得那时有个病人是警察,很高,一次在外面抽烟,我过去告诉他:“你不能抽,回去。”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你是隔离病人。”他没再说什么,看了我一眼,就把烟掐了。4年后一次病友会,我问他:“当时你为什么这么听话?”他说:“我觉得你们也不容易,就不和你们较劲了。”
在北京清华医院副院长王仲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张“宝贝了十年”的照片。
这是13名“非典”病愈者与北京协和医院医护人员的合影,摄于2003年9月。照片上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口罩后,笑脸灿烂。照片下方粘着一张心形卡片,13名病愈者在其上写下“救命之恩,永生不忘”,并郑重签名。
十年前,王仲在抗击非典一线坚守了3个月零8天。
“非典期间给人一个最为深刻的感受,就是那场灾难面前的医患关系,透明、信任、忠诚、坚定。而今天,医患关系一步步走向沉重。”时任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的王仲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与全国很多同行一样,在他看来,医患关系是非典十年后,最值得思考的问题之一。
非典期间,医患关系为后人留下了哪些财富?在吉凶未卜的H7N9疫情面前,医患关系能否一如十年前?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广州两地曾参与“抗非”的一线医生,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声音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