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塞，我们也能抗击非典了！”
2003年2月的一个下午，北京。
一场特别的学术活动在北京协和医院举行，著名感染学专家王爱霞在会上讲述“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这场活动缘起于2002年11月，在广东出现的一种“神秘的传染病”。
王仲参加了这次活动。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时医疗界对这种传染病的认识，仅仅局限于“高烧、白细胞降低、肺部阴影”。但就是这种看似简单的病，却能导致病人因呼吸衰竭而死。
它，就是后来肆虐中国的“非典”。
2002年年底，一位叫黄杏初的广东河源农民发烧住进了医院，成为中国有据可查的第一位非典病人。进入2003年2月，据当时媒体报道，广州已有百名患者感染非典。市民涌上街头，排起长队抢购板蓝根、抗病毒口服液、医用口罩，甚至食用醋。
但直到3月，非典还没有成为举国皆知的词汇，对许多医生也是个谜。
2月的北京，还没有太多疾病肆虐的迹象。王仲回忆，学术活动后的第二天，协和医院曾给每个人配发了两个纱布口罩，但“被大多数医生直接揣到了兜里。”
而2000多公里外的广州，已是风声鹤唳。
媒体记载中最早在“抗非”战场上牺牲的医护人员——广东省中医院护士长叶欣，2月初，已被确诊感染了这种传染病。
“医护人员自己受到感染，还真是第一次发生。”叶欣的同事、时任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医师的颜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叶欣倒下时，重症监护室一共收了5名非典病人，医护人员自己的防护措施却很“初级”。“2003年春，绝大多数医生对非典是什么、传染性有多强、到底该怎么治都不清楚，整个国家层面都在探索。”
3月25日，叶欣去世，这让颜芳和全国医护同行，真正意识到了非典的可怕。
死神逼近，医护人员面临着去与留的抉择。
据媒体事后统计，叶欣所在医院于“抗非”期间，先后有76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随着同事一个个倒下，我们重症科ICU中心的气氛也变得紧张而压抑。”叶欣的另一位同事、时任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的李健回忆，“那时，听交班医生说‘又住进一个病人，在几号床’的话，都觉得声音低沉很多，语速也慢了很多，几乎没有表情。接班医生的应答也多是快速、低声地说一声‘知道了’，就立马转身投入工作。”
“没有一个人临阵逃脱，一开始是‘无知者无畏’，后来是迎难而上。”该院重症医学科的“大家长”张敏州主任十年后回忆往昔，仍一字一顿，“医生本身就是高风险的行业，危险来了，你没有后退的余地。”
3月，广东抗击非典的惨烈战蔓延到了北京，非典一词已令人闻风丧胆。
王仲一直记得，北京协和医院接治第一例非典病人时，急诊科医护团队的“非常规”反应。
“那是在2003年3月17日，来了一位发热、喘憋的年轻人。他在看护父亲后出现了症状，而与其父同病房的那名病友，已经死亡。我们单独为他辟出了一个抢救室，并在门口设置了隔离衣、手套。”经过该院传染科专家李太生医生诊断，非典一词，被沉重地写在了诊断书上。
“这一刻，我们意识到，非典来了。”王仲坦承，“当时，我紧张。并不是担心非典会传染，而是担心我的团队会紧张。”而至今令他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我的同事给我的感觉不是紧张，而是兴奋。我甚至听到有声音说：‘哇塞，我们也能抗击非典了！’”
“很多媒体赞颂‘抗非’时期的医生是英雄，其实，大家的本能反应是接受挑战。还没有太多人意识到，非典会演变成那样一场灾难。”王仲说。
进入4月，疫情持续蔓延，时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住院总医师的刘彦国，见证了另一种抉择。
“我们当时被整体封院，1000多名医护人员和300多位病人一起‘与世隔绝’了20多天。”刘彦国回忆。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被整体隔离的著名三甲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出名”近乎惨烈：据《人民日报》报道，自4月5日接诊首例非典患者，其先后共确诊非典患者120多名，其中本院医护人员高达89名。
2003年4月23日，刘彦国永生难忘。那一天，北京市领导和非典专家聚在一起商讨封院事宜，当晚22点，正式下达整体封院通知。“我从窗户上，就看到楼下有警察拉警戒线，把院子给包围了。”正在值班的刘彦国面对这史无前例的场景，觉得自己“有一种悲壮感”，因为这是在“舍小范围来换取大范围的安全”。
悲壮之外，弥漫在医院的，更多是焦躁与恐惧。在灾难面前，有人成了英雄，也有人连夜走掉。
“封院前夕，医护人员可以选择离开。但之后，便被医院认定为‘自动辞职’，再也回不来了。”刘彦国告诉记者，他理解医院这种不近人情之举的背后涵义：“非典压顶，在岗医护如果把个人安危置于病人之前，你已不配这身白大褂了。”
2003年5月16日，北大人民医院解禁。每一个重回社会的人，都要领一个解除医学观察检疫证。“跟卖猪肉一样，检疫合格才能出去。”十年后，刘彦国仍然保留着这个证书，以纪念那段“与灾难有关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