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国外、港澳、广州湾走私是民间获取武器的另一重要渠道。在清末民初，武器走私十分严重。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折称，“粤东地处海滨，夙称多盗。自通商以后，轮船往来，外洋快枪购置便易，匪徒恃其利器，凶焰益张”(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中华书局1985年，第444页。)。军火走私利润很高。在清末，“寻常毛瑟、拗兰短枪值仅数元，购来资盗资匪值十余元、数十元不等，利市十倍，奸商设肆，倚澳门为薮”。(注：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总第3233页。)“香港快枪每枝价银不过七元之谱，而转卖与内地匪徒，每枝可得价银二十余元，大利所在，群争趋之”。(注：粤海关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第504号。)民国初年，当时被视为精利武器的驳壳手枪，“在洋界私卖，每支不过用银四十余两，一入内地，可售一百余元”，于是私运者“纷纷不绝”。(注：《私运驳壳者纷纷不绝》，《香港华字日报》1913年6月14日。)1908年，日本商船二辰丸因私运军火在澳门附近海面被中国海军查获，从而引发了一场中日外交纠纷。这次，澳门华商广和店向日本私自订购的军火本来共有160箱，在二辰丸被查获的仅为40箱，这40箱军火包括960支村田枪、500支单响毛瑟枪、44支文耨士十三响马枪。(注：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三)，总第3247—3248页。)

　　海关对广东的军火走私感到无能为力，1913年粤海关税务司多次接到从香港走私进口军火的情报，但总税务司则密函指示“此乃属地方警察的任务”。1914年2月，更是明确指示粤海关税务司：“海关的任务是竭力搞好征税，查缉军火不属海关工作范围。”当时有军火走私的情报，海关都不去认真查缉。(注：广州海关编志办公室：《广州海关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65页。)由于战乱以及缉私装备落后等原因，军警对广东的军火走私也难以有效遏止。因为武器在广东有巨大的市场，在民国初年，民间可以“随时随地私自买卖军装枪械”。(注：《换领人民自卫枪支执照之布告》，《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5日。)拱北海关称，“尽管确实推行过一些限制军火交易的措施，可是如果不切实禁止售卖军火，此等措施实在是形同虚设”。(注：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基金会，1998年，第70页。)广东盗匪经常出入港澳、广州湾(湛江)采购武器。时人指出，“广东土匪的枪械，有时比军队还犀利，这些枪械除小数是不法军人及土豪劣绅所私造的外，大都是从香港及澳门运来的”；(注：景尧：《广东的土匪问题》，《五军旬刊》第3期，1927年1月。)“土匪劫杀凶品——枪弹特别是驳壳弹——可以从香港购回及广州湾法帝国主义者之成千成万供给”。(注：《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中国农民》第4期，1926年4月。)有的民团也不报告政府私行采购枪支。1914年11月，水上警察厅缉获一批“形迹可疑”的军火，查明实是南海、三水两县乡团所购买的武器。(注：《所获军火原系南三联团购用》，《华国报》1914年11月4日。)

　　第三，清末民初的革命运动，使不少武器流入广东。在清末，康梁保皇会曾采购武器，从港澳运入广东，武装当地的会党分子及盗匪。孙中山从1895年起一直把广东作为反清起义的主攻地点，每次都从境外输入武器。这些都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很熟悉的史实，本文自不必赘述。事后，这些枪械也大都流散民间，甚至落入盗匪手中。民国以后，革命党人继续这种武装斗争的方式，例如，为讨伐龙济光，中华革命党人私运武器，发动军队及绿林队伍起事。江门知事张锦芳说：“‘乱党’机关，多在澳门，其私运军火，皆系扒艇担任。”(注：《截获由澳门运入之军火》，《华国报》1914年5月5日。)1915年9月军警在芷洲河面截获的一艘钓艇，“内载驳壳子弹一万五千颗”，据称系在澳门的“乱党”所托，转交给健儿团首领梁奇石、胜义堂首领苏泉的。(注：《缉获大帮私运军火与烟土》，《华国报》1915年9月3日。)

　　民国初年广东民间武器泛滥，还与革命党人大量发动民军有关。辛亥革命时期到民国初年，在广东，民军一词通常指以盗匪为骨干的非正规军队。1911年11月广东的光复，民国后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都不同程度地发动了民军。革命党人往往给民军提供一些武器，民军打着革命的旗号时也会自行扩充人枪。然而，民军只是被利用的对象，事后多数会遣散，遣散时革命党人的政府既不能安排他们的生计，也无法把他们的武器全部收缴。例如，1912年广东军政府大量遣散民军，民军“多半携械遁去，间有被政府缴去者”。(注：《罗景之狼狈》，《民生日报》1912年6月14日。)这些民军无论重操旧业还是加入了商团、乡团，都会使民间武器数量进一步增加。

　　第四，民国初年广东频繁的战事，造成大量军队枪械散落民间，1917年，广东当局发出的收枪训令说：“本省上年乱事，军队失去枪枝，民间拾获不少”。(注：《收枪给价规条》，《广东中华新报》1917年3月29日。)因为枪支既是值钱的商品，又可以用于自卫或谋生，所以，败散的军人往往带走武器，或落草为寇，或把枪出售。1919年秋，龙济光的军长李嘉品部在雷州半岛被林虎、马济等打败，其脱队的散兵游勇，有的把枪械卖给了李福隆匪帮，也有的干脆带枪入伙为匪。(注：广东文史资料编辑部：《旧广东匪盗实录》，广州出版社，1997年，第42页。)1925年陈炯明的军队被东征军打败，“散落于各地的枪弹为数颇多”，彭湃带人去收枪，在海丰县的鹿境一次就收回了300多支。(注：叶左能、蔡福谋：《海陆丰农民运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42、143页。)军人盗卖枪支之事，也是屡有发生。1924年2月，由于“近有不肖官兵，胆敢私卖枪械”，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重申禁令：严禁官兵私卖枪械，违者将枪决。(注：《严禁军人私卖枪械》，《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2月19日。)还有军官“将廉价在兵工厂领得之枪支，转卖与非军籍之商民，以图厚利”。(注：《严究军官领枪图利》，《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1日。)

　　第五，土造枪械也是民间武器的一个重要来源。前文已经提到，广东的民间武器相当大一部分是土造的。关于土造武器产销的情况，不可能找到详尽资料，但当时报纸对此经常有报道。1924年初，官府侦悉高要县六步圩有人私造枪支，经搜查，“起获造成枪枝无算”。(注：《六步圩破获私造枪枝》，《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7日。)1924年11月，军队在南海县朗心乡商团长谭良予家中搜获“铸银印模数个、机关枪弹盘及造枪机器、材料甚多”。(注：《福军声明围捕朗心真相》，《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1日。)1926年12月，在顺德查出私造武器的机关七处，查获“制成未成之枪炮原料多箱，大小机器数十副”。(注：《破获私铸军火机关》，《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