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香港华字日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枪械以广东为最多，合商团乡团各种自卫枪械与现役军队并土匪等军，共有四百万(支)。”(注：《自杀底孙文》，《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0月24日。)据丁文江统计，1924年前后广东境内的各派军队总数为16万余。但当时的军队的装备率不能达到一兵一枪，如在粤湘军，1923年底来到广东时有3万余人，枪才1.5万支；东江战事后，人枪都有损失，剩下2万余人，1.2万余条枪。(注：丁文江：《广东军事纪》，《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第68、59页。邱捷在1950—1960年代常听长辈讲民国时期的广东掌故，老人们谈及1920年代一些小军阀被戏称为“三多司令”：官多过兵，兵多过枪，枪多过子弹。)这样看来，军警的枪械总数也不过十几万，尚不及民间武器数量的零头。

　　当然，所有关于当日广东民间武器的数字都不可能来自科学、权威的统计，各项调查统计的标准也不一致，今天我们更无法对这些数字进行核实。但是，根据这些不确切的数字，再结合其他资料，基本上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在20世纪20年代的广东，民间武器的数量大大超过军警；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广州商团以及部分盗匪团伙)，民间武器的质量也超过军警。

　　二

　　讨论民国初年广东的民间武器，必须从晚清说起。在两次鸦片战争和红兵起义后，广东出现了“地方武力化”的情况，(注：参看孔飞力著、谢亮生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杨念群：《论十九世纪岭南乡约的军事化》，《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从此民间武器泛滥。虽然官府一再重申枪支的禁令，但禁而不止，“无知顽民往往私行携带”，“不法匪徒往往暗带洋枪，游行城乡”。(注：《穗石苔笺》，《申报》1897年7月28日。)无论是“民”还是“匪”，都拥有大量的武器。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广东是国内社会变迁迅速、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也是新旧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又因盗匪横行而有“盗甲天下”之称。康梁的保皇会，孙中山的革命党，都以广东为起事的首选地区。民国初年，广东局势动荡，战乱频仍，从1911年到1923年，统治广东的政权更迭了六次，每次都是军事斗争的结果。战乱和动荡使广东的各个政府无法对基层社会，特别是农村实行有效的控制，盗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1925年报纸说，“匪氛之炽，迄今日而已极”。(注：《粤省举办大规模之清乡》，《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2日。)从辛亥革命前后到1920年代，是广东历史上盗匪活动的高峰期。一方面是盗匪的高度武装化，另一方面，在“官之卫民，不如民自卫”的口号下，城乡的各种团体和个人纷纷购置武器，组织武力，在城镇建立了商团，在广大乡村则是规模不一的乡团。到了大革命兴起以后，革命政府又扶持工团、农团(农民自卫军)。于是，除军警以外，广东到处都是合法(商团、乡团、工团、农团等)和非法(匪伙)的武装团体。稍为富裕的居民，也会设法购买武器。难怪当时有人说，“大约广东人喜欢买枪自卫，这是无庸讳言的。”(注：《保全民命与痛剿悍匪》，《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3日。)

　　这些非官方的武装团体和私人拥有的武器，大体上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取得官府允准“合法”购买。在清朝末年，官府已经有允准大宗进口枪械的先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广东厘务局曾批准新宁县(民国后改名台山县)上三都一次进口团枪1550支。(注：粤海关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第508号。)1915年，高要县知事因办乡团需要，一次就向省当局“请领旧式村田枪五千枝，各配码二百”；(注：《既催办团又靳于枪枝》，《华国报》(广州)1915年3月27日。)当年，其他地方也是“纷纷赴省请领枪械，以资防卫，每县多者数千杆，少者亦数百杆”。(注：《调查办团领用枪械以防流弊》，《华国报》1915年2月6日。)在引发1924年商团事变的扣械事件中，广州商团从大本营军政部申请得护照，允准一次从外国购进步枪4850枝、子弹115万颗，驳壳手枪4331支、子弹206万颗，其他型号的大小手枪660支、子弹16.42万颗。商团利用这个护照还加购手机 关枪42支。(注：《广东扣械潮》卷2“文件”，第8、29页。)商团方面称：“商团购买枪支，是历届广东政府许可的。龙济光时代，曾经向洋行购买过一次，龙济光发给护照……莫荣新、陈炯明时代，亦曾向政府零星购买。”(注：《广东扣械潮》卷2“文件”，第172页。)

　　政府也经常会把兵工厂生产的枪支，经过一定手续卖给商团、乡团。1924年兵工厂制定新的“民团领枪章程”，允许民团通过政府向兵工厂直接购买枪械，“所有发出新枪，均由该厂加盖枪烙，书明‘民团枪枝’字样，并编列号码，然后解送”。(注：《兵工厂新定民团领枪章程》，《七十二行商报》(广州)1924年4月11日。)各县民团踊跃备价领枪，台山县第一批领枪360支，政府还派军队、军舰护送。高要县长通过古应芬介绍，直接向孙中山提出备价请领枪500支的申请。(注：《各县民团领枪之踊跃》，《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2日。)1924年6月，台山大塘堡“申请备价请领团练枪械百余杆”，省署审核时只是对该团“枪械是否缺乏，应否添购至百余杆之多”有疑问，乃命令台山县“即饬该乡团董具结报县，复查明确，加结专呈”。(注：《请领团枪须查明办理》，《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18日。)可见，即使是一个乡镇一次购买大量枪械的申请，只要团、县作出担保，也会得到允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