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那些无缉私之责的官兵，则利用军队的特殊身份护送私盐贩运。1847年，两江总督李星沅在自己的日记里即谈到一个名叫霍家桥的地方，说那里原为私盐不到之处，自从设立兵营后，便有“兵丁招揽送私”。
腐败的清军最令人痛恨之处， 还是其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罪恶的鸦片走私活动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包括东印度公司在内的西方鸦片商人在中国沿海大肆活动，将危害中国人民生命和健康，掠夺中国大量白银的毒品，大量走私运入中国境内。清军驻广东、福建等地的水师担负着守卫国门的任务。严格缉私查私本为其应尽的职责，但他们却利欲熏心，利用手中的权力收受贿赂，听任鸦片流入内地，有时自己也参与其中，为之运输护航。
至鸦片战争前，水师官兵与鸦片贩子兵匪一家、相互勾结，已形成一整套行贿、受贿及从水师提督到普通士兵的贿银分配惯例，即所谓“陋规”、“土规”。正如陕西道监察御史杜彦士所指出的那样：“夷船所以停泊无忌者，由于水师员弁收受陋规，每船得洋四百圆、六百圆不等。船上烟土，皆营弁包庇贩卖。“而”夷船一到彼处，则盈千累万，交水师哨船代为交易”。1821年，一个鸦片烟贩子被官府逮捕以后供认：“曾收集鸦片走私贿赂， 转给地方官吏，每人每箱若干，每年若干，均有确切数额。受贿的不单是衙中的低级官吏，而且有蓝顶的高级官员，甚至红顶的水师提督。”由此则不难理解，为甚麽西方鸦片烟贩子的疯狂走私活动在中国沿海能够一路绿灯，畅通无阻，且呈四处蔓延之势了。
19世纪50-60年代以后，清朝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军事制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清经制兵八旗和绿营在太平天国和各族农民起义战争中迅速衰落，取代它们的湘、淮勇营部队是按照“兵归将有”原则组建起来的，兵饷自筹自支，饷源渠道多样，数量也较绿营兵更丰厚。军事上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度被打破，由各省督抚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纷纷兴起。海关的管理和缉查职能被外国人把持。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清军除了仍靠出租房屋、土地和牧场，借贷银两来获取租金和利息外，又出现了利用军队特权和近代军事装备走私，借采办军用物资和办军工企业为名经商获利等新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