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对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社会团体，中国政府要求一律严格审查、重新登记。欧美同学会自然也不例外。1949年5月11日至1951年3月，同学会理事长李宗恩三次向北京市民政局递交了申请登记材料均未通过。因为负责登记的民政和教育部门认为，当时社会并不太需要欧美同学会这样的团体，但有关部门又顾虑“如当其自觉申请撤销之前，而骤予批驳，恐有碍对社会民主人士之团结，致引起他们的反感而影响到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因此，“是否应准其登记，似应请上峰考虑，作最后之决定。”
在1952年5月25日举行的全体理事、监事会上，理事长章元善指出，欧美同学会有两条路：要么自动解散，要么“为人民服务”。这是自成立以来，同学会第一次讨论到解散。
解散当然谁都不愿意，同学会“全体赞成第二项办法”，决心积极融入新社会，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学会主动向政府提出修改会名、会章，要求和教育部门早日建立领导关系。
政府对欧美同学会“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给出了意见：为了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会名不用改了，但会章必须改，“八字宗旨”被废除。会章第一条规定欧美同学会的任务是：一、协助国外留学同学与祖国保持联系；二、为会员布置政治学习、文娱活动，协助会员的思想改造，提高会员的政治认识，培养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
1952年5月，同学会再一次向北京市民政局呈递申请登记报告，这一次，它们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肯定答复。
欧美同学会获得合法身份后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其实，早在1950年，欧美同学之间的联系就已开始。当年，同学会会员、时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的朱光潜给在美同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解放后学校一切认真，师生均感忙迫”，“国内各部门均在积极革新，气象与以前大不同；如能维持数年和平局面，努力从事生产事业，则中国转瞬间即成一泱泱大国矣。足下毕业后宜早回国；目前各部门均需要人才，久住国外恐与国内社会脱节。”此信随即被冠以标题《致留美某同学》，登载在纽约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继1950年3月华罗庚回国后，9月，留美学生111人返抵广州。1951年，翁文灏、吴文藻、冰心等欧美同学会会员相继回国。
1957年5月，为了争取更多的留美同学回国服务，周恩来总理提议成立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同月，在北京饭店举行联欢晚会，周恩来应邀在会上讲话，欢迎留美同学归国工作，并宣布国家对留学生的政策是“不管回国先后，一视同仁，并且来去自由。”据统计，建国后至上世纪50年代，从欧美等国归来的留学生有三千人，其中许多是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如钱学森、李四光、严济慈等。
当欧美同学会为了求得新社会中的一席之地辗转奔忙、改弦更张之际，中国人赴海外求学的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中国留学生的目的国大都为欧美、日本，随着中国外交政策向苏联“一边倒”，欧美日之路事实上被断绝，在政府主导下，大批中国学生遂前往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留学。
据统计，截至1965年，中国共向苏联、东欧、朝鲜、古巴、蒙古等29个国家派出留学生、进修生10698人，加上厂矿选派的技术类实习生，共1.6万多人。从1951年开始，共向苏联派出8414人，占留学生总量近79％。
准备出国留学的学子通常先在北京、大连等地的俄语院校“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主要任务是学习俄语、政治审查、锻炼身体。当时有一种说法是“够入党条件，不一定够留苏条件”。不过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1960年，留苏预备部便取消了。
可能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的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是说给留苏学生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