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2005委员会换届选举中，作为上届理事长，王维嘉以推动社会进步为主题对委员会的定位做了集中阐述。他在发言中说，在社会变革转型期，企业家要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帮助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建立一套更公平的博弈机制。
王维嘉对公共事务的热情源自刚回国时的经历。那是1997年，他经常被很多科技园区邀请去讲科技创新和硅谷的风险投资机制。当时，东亚经济体备受推崇，有的邀请方就希望他讲新加坡模式，这为他提供了深入思考社会发展模式的机会。他反对新加坡的“集权政府＋小社会”发展模式。在他看来，中国应该走小政府、大社会发展道路。为做大社会，这些年，他与志同道合者共创了亚布力论坛、阿拉善SEE协会、2005委员会以及数字中国等4个NGO组织。
这一代海归企业家曾一度隐蔽的公民意识再度觉醒了。
万科董事长王石把企业家成长归结为创业、企业管理和企业公民三个阶段。但海归企业家群体的报国理想往往在前两个阶段，被僵化的体制、固化的利益格局、无法保障的产权等杀死而没有机会成长到第三阶段。
“大概是3年前，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现在左派很厉害，我问谁是左派？他说，乌有之乡你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我周围绝大部分企业家都不知道。”王维嘉说，他回国的头14年只顾埋头做生意，直到近两三年，忽然发现有些不对劲。尤其是薄王事件发生后，内心焦虑的他无法再做一个沉默者。
在2013年亚布力论坛上，王维嘉用图文并茂的PPT，纵论古今中外社会发展历史，呼吁到：“类似重庆这样大面积侵犯公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的事件将不会是最后一次，重庆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地方。只要侵犯生命权、财产权的理念堂而皇之地存在，侵犯到每个人自己头上就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争取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权。”
果不其然，7月份，湖南地产商人曾成杰的不别之死，再次让企业界震动。
王维嘉说，企业家群体最不希望社会动荡，但生命和财产权不被保障引起的不安全感，每个公民都在感同身受。在这种生态环境下，企业家纷纷移民不足为怪，但当下最重要的，还是要自保、自治、自律。
曾成杰一案后，王石又为企业家的选择加上了“自救”二字。他认为企业家该发声时不要沉默，并号召大家建立企业家自救基金。
“你不觉得你们有些太高调了吗？”本刊记者问。
“不喊，谁知道你痛！”王维嘉说。
呼吁、呐喊其实只是企业家公民意识觉醒的一个方面，向政府建言献策也是不少海归企业家的努力方向。
王辉耀希望通过民间智库来影响政策。“做教授、做企业只能影响一部分人的学问或就业，而民间独立智库能够影响政策，惠及上亿人。制定一项政策，需要政府、企业、学者三者互动，智库是让它们互动起来的最好平台。”王辉耀明白，在中国做智库不容易，“很多时候你会夹在中间，做各种协调沟通，既要顾及海归群体的诉求，又要考虑政府的看法，还要保护机构的长远发展，不能做得太过分，不然机构就没了。”近年来，他先后创立了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两个人才研究智库。
为此，他专门跑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哈佛肯尼迪研究中心学习智库的操作运营方法，研究中国智库的走向。
“做智库不赚钱，还要自己掏钱，做起来特别累，有人还不理解。”王辉耀一度很苦恼。转折点发生在2009年。他们关于国际化人才的报告，被中组部采纳，对后来“千人计划”的出台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相比其他企业家，进入体制内又从体制内跳出来的田溯宁，对政商关系的理解更深一层。现在他努力扮演着企业家、政府顾问、新技术引入者等多重角色。他乐于充当政府顾问，在这方面他有天然优势。他与工信部、运营商等相关领导都很熟悉，制定相关政策时，他们会听取他的意见，而他也会用他们理解的方式提供咨询，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这种力量还蛮大的。建议要有建设性、有效性，我特别主张通过这种形式把目的达到。”田溯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