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同学会会员大多为社会精英。成立之初，当时报纸报道时便称会员“皆一时之俊杰也”。蔡元培曾为总干事，胡适为评议员、理事长，翻开欧美同学会的早期名录，可谓群贤毕至、灿若星河。
既然成立协会，当然得有活动之所。同学会会所起初在北京西郊民巷的一所小四合院。1915年，北洋政府半卖半拨，将位于南河沿街口的石达子庙作价两千银元卖给欧美同学会。1917年，会所修缮竣工，时任总统黎元洪特颁赠匾额，上书“会友辅仁”。
随着同学会的日益扩大，会所渐渐不敷使用。1925-1928年，主持会务工作的颜惠庆等人向海内外会员募集4万银元，由贝寿同（贝聿铭的叔叔）设计，经过四次扩修，奠定了延续至今的欧美同学会会所的规模，从此会务活动大大开展。
募捐过程中还有件趣事：山西军阀阎锡山也曾应同学会之请而慷慨解囊，不过阎老西掏的不是现钱，而是一火车煤炭，运到北京后卖掉，将所得钱款捐给了同学会。
会所扩建之后，同学会成为北京为数不多的著名高级俱乐部、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鲁迅、胡适等京城文化名人的日记中，均可找到去欧美同学会参加活动的记载。除供同学座谈、集会、游憩之外，会所还经常举办学术讲座、交际舞会，开设西餐厅等，日益成为引进西方文化的窗口。
由于会员大都留学欧美，自由平等之风甚盛。在同学会组织的活动中，参与者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即使是总理、部长、总裁、经理，只要参加欧美同学会活动，就一律平等，“可直呼其名、号（字）。”要是端着官架子，就会遭到其他会员的鄙视和孤立。
会员彬熙回忆，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的欧美同学会活动中，从来少见官僚发表讲话，偶有官员欲训话时，与会者几乎立即退场，到外边三三两两闲谈去了。一次，曹汝霖摆起官架子要讲话，立即引致几乎全体退席，弄得曹尴尬万分，无奈匆匆离去。
欧美同学会还是当时举办新式文化婚礼的场所。梁实秋、周培源、王德昭、陈西滢等结婚时都是在会所举办婚礼。1926年，凌叔华与陈西滢相恋两年后在会所举行婚筵，胡适作为证婚人，发表即席贺词道：“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这一通融合中西的“婚姻哲学”当即赢得一片掌声。
同学会的宗旨，是“修学、游艺、敦谊、励行”。据顾维钧回忆，成立初期的同学会，“丝毫没有政治目的”。但在当时的中国，你不谈政治，政治却要来找你；而且同学会会员尽皆精英，许多是政界高官、学界要人。北洋政府时期的外交系高官，几乎尽数是同学会会员。同学会虽然无政治目的，但并不讳言政治。不过，作为一个超党派、非政治性的团体，在国内具体政治问题上，会员的表现却是多元的。在对帝制的态度上，既有罗文干这样愤然辞去总监察厅厅长的抵制者，也有如翻译家严复这样并不坚定的参与者。
但论到“爱国”，欧美同学会态度始终鲜明而强烈。北洋政府时期，在会员较为集中的外交领域，同学会会员在“弱国无外交”的困难情况下，竭力维护国家权益。这一点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分赃的巴黎和会召开，中国政府也派代表参加。四名全权代表皆是同学会会员，首席代表陆征祥是同学会会长，顾维钧是发起人——但其提出的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等正当主张却被列强无视，且被要求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
当此国家危难之际，欧美同学会先是于4月初发布《对时局宣言书》，要求“打破列强在中国之势力范围及利益范围”，5月4日下午，同学会又通过决议，致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与中国有不利之条约，切勿签字”。同时通电巴黎和会，声明“凡有损中国主权，中国人民皆视为不合理之举动。今对山东问题愿公平判决，还我所失。”5月7日，欧美同学会选出王宠惠、伍连德、罗文干等12名代表（包括4名女代表），前往英美法意四国使馆“陈述国人决心”。
五四运动之后，欧美同学会较少以全会名义参与国事，但胡适、蔡元培、顾维钧、王宠惠、丁文江、林长民等欧美同学经常在私宅举行茶话会，讨论时局、研究现实问题。《欧美同学会会史》称，此时的归国留学生“已经不仅是研究学问，而是参与国家大政，其性质已堪称国家级的智库，其作用虽然无形却关系重大。”
欧美同学会又一次以全会名义发声，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后。6月7日，北京欧美同学会发表宣言，痛斥上海公共租界捕房的残暴行径，要求改组会审公廨和工部局，修改不平等条约。6月21日，上海欧美同学会也发表了类似宣言。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欧美同学会活动陷于停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查封了同学会，侵占了会所，同学会公开活动完全停止。在马寅初、刘大钧等人的倡导下，同学会在重庆开展活动。抗战胜利后，经马寅初、李宗恩等人积极交涉，同学会顺利收回了会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