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他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了全体留苏生。介绍了国内的形势后，他对留学生们作出了上述鼓励。据《中华读书报》记述，由于毛泽东湖南口音浓重，留学生们没听懂“四盖”，他解释说：“世界就是world”，可留苏学生不懂英语，毛问清“世界”的俄文发音，重复了一遍：“‘米尔’是你们的。”
世界没有成为他们的，由于中苏反目，留苏学生回国之后，很多人没能一展抱负，反被卷入历次政治运动。著名法学家江平就是其中之一。1951年，江平赴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1956年回国后，被打成右派，新婚妻子与其离婚，不久，被下放到北京门头沟劳动的江平遭火车碾压，失去了一条腿。
江平不算最惨的，和他一同留学苏联的谢让柏、李延茂，回国不久便自杀。在那个疯狂的时代，拥有知识就是罪过，被侮辱与被损害是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欧美留学生不能幸免，留苏学生也概莫能外。
文革结束后，留苏学生命运翻转，许多人成为政府高官，包括一名国家主席，一名国务院总理，多名副总理或国务委员，还有200多位省部级官员和100多位将军和军队领导，他们深刻影响了1980年代后中国的命运和前途。
1983年起，留苏学生陆续加入欧美同学会。由于他们大多是国家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和科技骨干，又大多处在中年，他们的入会改变了会员结构，解决了曾困扰欧美同学会多年的所谓缺乏代表性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通往海外——特别是欧美国家的大门又一次打开。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1978年12月26日，中国政府首次派出50人公费赴美留学，这次公开选拔留学生，参加考试者超过万人。教育部开始按3000人的规模选拔，但外语及格的不到2500人，降分才录取2800来人，从中选拔50人进行两个月的英语强化培训。被录取的外语水平也不高，有的只在中学学过3年英文，听过英文版“老三篇”胶木唱片或偷听过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只记得“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正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
第一批内地留学生在美国引起极大轰动，走到哪儿都有记者跟着，对他们的吃穿住行样样感兴趣。他们的生活费用由中国政府提供，国家外汇紧张，标准低，他们经常吃一到两美元的鸡块，美国记者就问，为什么中国人都喜欢吃鸡肉？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1986年，国家正式允许各单位外派留学生，认可“单位公派”留学模式。与此同时，自费留学生急剧增多。晚清和民国时期也有自费留学生，不过人数和改革开放后的自费留学生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到1987年，自费留学生人数就超过了10万人。2000年以后，自费留学一直占留学总人数的80％-93％。2010年留学人数达到29万左右的规模，其中新增自费留学生达26万左右，比例超过90％。
这波史无前例的留学潮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回国率低。1989年西方国家通过“四项行政措施”和“特殊移民政策”，帮助中国留学生获得外国永久居留权。当时自费留学的回国率仅4％。
1992年初，邓小平多次表示希望留学人员回国，“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同年夏天，中国政府提出并逐步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2003年，教育部正式废除针对自费留学的培养费制度。
时至今日，中国海外留学生总数将近180万，近3年年均出国留学人数增长达23％，2013年出国人数突破45万人。经过百年发展，如今出国留学已经从国家行为转变为中国公民的个人选择，而目的也不再是救亡图存，而是成为个人价值的实现途径之一。
作为中国官方的留学生组织，欧美同学会在近30年发展迅速。1981年，茅以升、周培源、陈岱孙等十位著名学者联名致函中央统战部，申请恢复欧美同学会，复函同意欧美同学会恢复组织和活动。1985年，有关方面确定欧美同学会的“人事、经费等由全国政协代管”，增配事业编制10人，标志着欧美同学会成为中央直接领导的人民团体。
截至2012年8月，欧美同学会已经拥有会员达73768人，成为国内最大的“海归”团体，而由欧美同学会所代表和联系的出国留学人员和归国留学人员数量达到240万，其中不乏李彦宏、王辉耀、张朝阳这样的著名企业家。
（参考书目：《志在振兴中华》《欧美同学会会史》 《留学人员与辛亥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