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年许多知青怀着满腔热血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上山下乡，然而残酷的现实不仅磨灭了他们的理想主义，而且让他们陷入绝望，唯一的出路是回城。文革一结束，就出现知青请愿闹事风潮，蔓延到十几个省市。最终迫使政府承认知青回城的权力，同时永久地结束了上山下乡运动。在共和国历史上，政府屈从闹事者的压力而调整政策，这也许是第一次。由于上千万知青回城，加剧了城市就业的危机。两千万人待业成为最具“爆炸性”的社会问题。这促使各地政府广开门路，解决就业。城市集体合作经济和个体经济就是这样恢复和发展起来的。所谓中国改革“体制外先行”，并不是谁预先设计好的，是被逼出来的。另一个更大的群体就是农民。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时代农业发展模式。文革结束以后华国锋仍然把它看作农业的出路，但实事上已经推不动了。其实当时许多人都看到，农民所要的不是强化动员，而是放宽政策。经济学家薛暮桥就回忆说，1977年他就认为“‘农业学大寨’不能解决问题”，农业是否要走人民公社道路，“还需要重新研究。”第一个抵抵制农业学大寨的省委第一书记是安徽的万里。(1977年6月，安徽省委制定《关于当前农业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规定》，放宽农村政策。1978年2月，四川省委出台了类似文件。)到了1978年，“农业学大寨”的口号逐步为“落实农村政策”的呼声所代替。(1978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先后转发湖南湘乡县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报告和陕西旬邑解决干部强迫命令打骂群众问题的报告。)比较大胆的农民也在自己找出路。有些农民的历史嗅觉其实是很灵的，1977年，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就感到“世道快要变了”，开始动脑筋怎么脱贫致富。出路就是组织搞副业，接着是办工厂，一举成为全国首富村。更多的农民想到的还是“包产到户”，这是农民几十年所盼望的。
一些人写文章说，中国改革自觉选择了农村作为突破口，这并不符合事实。农村改革是从下面先搞起来的，首先在地方形成小气候，然后一步一步得到上层的认可，获得合法性。当然，这次包产到户所以没有夭折，是因为大环境变了。农民的胆子大起来了，基层干部的态度也变了，有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暗地支持。更重要的是，一些地方主要领导人站在农民一边。要知道，在当时是要冒政治风险的。他们的勇气从哪里来？主要是他们了解和同情农民苦难，生发出强烈的愧疚感和责任感。当然反对的声音也是很强大的。一直争论不断。但是没有阶级斗争的“尚方宝剑”，你就阻挡不住包产到户的步伐。更何况包产到户很快见效，让农民吃饱了饭；粮食多了，保证了国家征购；农副产品多了，城里人的餐桌也丰富了。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小，农村改革就这样突破了。
(三)打开国门、学习西方的潮流
中国迟早是要开放的。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接着是中国与日本、西欧国家建交，进入联合国，就有了开放的初步条件。当时周恩来、陈云这些人有利用资本主义、扩大引进的想法，毛也不持异议。搞了一个“四三方案”。当然，引进成套设备可以，开放国门不行。当时假如开放是在付出政治代价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套肯定搞不下去了。
文革结束以后，国门逐渐打开。首先是技术上的需要。当时从华国锋到邓小平，都清楚“文革”留下了什么后果，稳定局面不能只靠“高举旗帜”，更需要发展经济、解决民困。华国锋上台不久就提出一个宏大计划，要在未来23年在中国实现“高度的现代化”。怎么实现呢？完全照老办法证明不行了，必须要有新办法。可以最快见效的，就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了。我们看政治局讨论记录，领导人很急，都赞成扩大引进。邓小平就说，我们要“实行拿来主义”。计划引进规模一再加码，从65亿美元一路加上去，到1978年，加到了800亿美元，一年时间扩大10几倍。
除了引进技术，还要学会管理。华国锋号召高级干部都出去看一看。1978年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出国考察潮，到底有多少个考察团，没有人统计过，总之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次走出国门给中国带来的影响，首先还不是引进多少先进技术设备，而是思想上受到的冲击和震撼。首先是对高层的冲击。因为大多数负责人从来没有出过国、没有见过资本主义，没有见过现代化是什么样的。这次第一次“身临其境”观察资本主义和现代化。从文献和当事人口述看得出，引起的思想震动是很强烈的。没有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没有想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会如此之大！没有想到资本主义国家普通人的生活、福利会这么好！而且社会秩序、精神面貌、道德水准也不错。邓力群就说：东京的秩序比北京好很多。王震访问英国时使馆人员问他有什么感受，他说，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了”。
这次出国考察还有一个特点，很少是带着意识形态眼光去挑刺的，而是以学习的心态去研究人家的经验。文革结束刚刚两年，这有些不可思议。这也说明，“文革”那一套宣传早就没有人相信了。由于有了新的参照系，有了强烈对比，思想一下开阔了。促使高层反思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酝酿体制改革。在听取各个出国考察团的汇报以后，在华国锋的提议下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正是这次会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大批官员出国考察感受到的挑战和机遇，领导层不会有这么强烈的紧迫感，达成改革共识会困难得多。
开放带来更深刻的影响是思想的多元化。传统模式高度依赖于意识形态一元化，然而，只有封闭的国家才可以控制信息，进而控制思想。一旦开放信息，意识形态一元化，就很难维持。中外一对比，过去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念被颠覆了，当时出现了所谓“三信危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人们抛弃了理想主义，转向世俗化。当时很多人为这种现象担心，但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趋势。这正好说明：传统的发展模式必然要走向终结。维持不住理想主义，就维持不住传统模式。改革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