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大引出的改革思考为什么转向？
所谓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苏联斯大林模式，我把它概括为四方面：第一、国家包办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第二、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三位一体的经济模式、第三、无产阶级专政实质是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第四、一元化的意识形态。这几个东西写进了1936年苏联宪法。被奉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战后斯大林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
许多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模仿苏联，搞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这说明，苏联模式当时有很大的吸引力。苏联模式之所以有很强吸引力，有两个原因：一是苏联模式看起来接近于公平社会的理想，二是苏联是落后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唯一国家，依靠迅速建立起来的军工体系打败了法西斯。这说明，这种体制在工业化初期的确有很强的动员能力，这对于急于追赶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精英有很大的诱惑。
在中国，开始并没有立即照搬苏联模式。1953年以前，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十年二十年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设想，这类似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但是1953年，毛泽东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1956年建立起来的体制基本上复制了苏联模式。
社会思潮的演变很有意思，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信奉市场经济，但20-3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是普遍迷信计划经济或叫“统制经济”。(1932年11月1日，《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识人物发出“新年的梦想”的征文通知，到截止的12月5日，共收到160多份答案。初步统计，在100多篇的征文中，有20多篇征文梦想未来的中国是一个没有阶级压迫、废除了私有制度、实现了世界大同的社会主义国家。1933年7月15日出版的《申报月刊》刊载“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共收到10篇短文和16篇专论，明确主张采取社会主义方式的9篇，主张非资本主义的3篇，主张社会主义统制经济的2篇，主张计划经济的1篇，主张受节制的资本主义的1篇，将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化终极目标的1篇，而明确主张个人主义方式的仅1篇。)当时，民族危亡之际，知识界都有一个“强国梦”，盼望中国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内涵的理解，主要集中于两项内容：科学与工业化。
而要短期内实现工业化，只有一条现成的路，就是苏联走的路：发展国营企业、实施计划经济。30年代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与西方的大萧条形成鲜明对照，强化了这种倾向。自由派领袖胡适也说：采用计划经济促进中国工业化成了当时“最风行的口号”。国民党也主张计划经济，蒋介石明确讲：“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当时的“资源委员会”类似于新中国的国家计委，工业化计划搞了十多年。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建国后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搞大工业，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有学者认为，当年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不符合“比较优势”原则。这是经济学的解释，不是历史的解释，历史是有时空局限的。这里不作讨论。只想说明一点，当年对看到终于大规模建设工厂了，大家是很兴奋的。吸引了大批海外学子和科学家回国效力。(周有光老先生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中国解放后，在国外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等着我们。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甚至还有很多人都克服国外的千般“劝阻”，回到祖国。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谁也不会想到。)梁漱溟有“九天九地”的说法，但他也没有反对苏联的156项。当时的理想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这种情况到1956年发生了一个变化。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第一次把苏联的内幕，把斯大林的问题揭露出来，引起共产党世界的大地震，最为激烈的就是波匈事件。引发了苏联阵营的第一次危机，也是斯大林模式的第一次大危机。其实，在苏联国内，危机早就存在；战后斯大林在东欧各国强制推行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更大。只是因为斯大林在世，压住了。只有南斯拉夫，因为被斯大林赶出共产党情报局，没有办法，只有另找出路，走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1953年斯大林一死，矛盾就开始暴露。1953年的东柏林事件是苏联阵营危机的一个预兆。应当说，处理斯大林问题是苏联政治发展的迫切要求，赫鲁晓夫走出这一步，是要有胆量的，只是做得比较粗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