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的大灾荒，是中国面对的第二次危机。与1956年苏东危机不同，这一次是自己国家的危机，而且是人为的灾难。大灾荒来临，各级领导人的心情都是抑郁、沉重的，完全没有1956年那种胜利者的自信和超然的从容。和平时期饿死那么多人，这对当时负责人的内心冲击是可以想象的。这本来可能引出深刻的反省意识，但是没有。我们看到，1961-1962年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但是从思考的角度看，没有达到1956年的深度，甚至连改革的话题都没有提出。为什么呢？
一个原因是，这场危机的发生不是因为实行了计划，恰恰因为破坏了计划。因此，调整就是要修复计划体制，向中央集权回归，所有1958年下放给地方的权力，包括计划管理权、企业管辖权、物资分配权、项目审批权、财政税收权、劳动管理权等等，统统收回。应当说，在危机处理上，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有它的长处，可以在短期内重新配置资源，粮食的跨省调度、大批工厂关停并转、2000多万城市人口下放……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不可能做到。当然，这样一收权，统得过多过死的固有弊端很快又出来了，到70年代初再次搞下放权力的体制改革。就这样收了放，放了收，循环往复。
另一个原因更为根本，是党内政治生态严重恶化了。经过大跃进批评“反冒进”，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及大灾荒的降临。党内的政治空气近乎窒息，所谓“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饿死人的情况地方领导人不敢报，不愿报，甚至象陈云、周恩来等人都不敢向毛泽东反映真实情况。纠正错误只有先由毛泽东自己提出，不能僭位，也不能越界。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算是大胆的了，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仍然不敢触动“三面红旗”，即使这样，还是埋下了毛、刘分裂的种子，至于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干脆不讲话。只有1962年上半年很短一段时间，刘少奇、陈云的调整措施越过了毛泽东的界限，因为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以后，对经济建设再也不感兴趣了，甩手不管了。而当时面对的形势，按刘少奇说，仍然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措施。然而，刘少奇、陈云采取的非常措施很快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北戴河会议以后就开始发起反改。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紧接着在两个战场开战：国际上反修，国内防修。任何对传统体制的改革都被看作了修正主义。
不是说1962年没有出现改革的机会，机会主要在农村领域。当时农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据统计，各地不同形式的单干占20%-30%的生产队。比较多的有广西、广东、甘肃、湖南、陕西、安徽等省区。安徽一度达到90%，几乎覆盖全省，不过曾希圣为了避分田单干之嫌，想出了一个名称叫“责任田”。许多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对农民对抱有很大的同情。到1962年上半年，有更多的负责人转向支持农民的包产到户要求。如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1年初的时候，含着眼泪向毛泽东写信，坚决不赞成包产到户，说工作是我们做坏的，现在又实行包产到户，把寡妇们丢开不管，良心上过不去。然而，当他1962年下乡了解了农民的真实想法以后，转而积极主张包产到户。他在毛的家乡韶山看到农民的情况，触动很深，对工作队的人说：“饥饿比资本主义更可怕！”回到北京就向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汇报，并且大着胆向毛泽东进言。另一个积极主张包产到户是邓子恢，在中央常委中，陈云、刘少奇、邓小平也赞成。
至于小人物，就更多了。我们知道的毛泽东直接点名批判的就有：安徽太湖县委宣传部干部钱能让、浙江“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冯志来、陈新宇、杨木水；陕西农民杨伟名等，他们向《人民日报》投稿，向中央或直接向毛泽东写信，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极力主张包产到户。有的批评十分大胆、十分深刻。指出：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的变化与生产力并不适应。很多做法都是“左”倾空想；造成目前农村的困难，天灾是次要的，五风也只是表面现象，实质是左倾错误。如何克服危机？就是包产到户，就是“单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