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原因，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形势下，社会主义阵营不能自揭其短，自矮于西方。匈牙利事件出现后，毛泽东就转了向，从批评斯大林转向维持斯大林，从探索改革转向维持苏联原则。毛泽东警告有些人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掉了，列宁这把刀子丢提也差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两方面的探索都中断了，而且转了向。
毛泽东想在发展上搞出自己的一套，比苏联更快，更好！《论十大关系》基本反映了他的思想。这里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这只是一种主观愿意，譬如调整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比重，客观上调整空间是很有限的。156项刚刚开始建设，这一块是不能动的。而在一种“赶超思想”的支配下，进一步向重工业倾斜了。提出在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超英国，后来进一步提出“以钢为纲”，九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产业倾斜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了。我们还发现，《论十大关系》讲了五大经济关系，唯独没有讲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毛泽东对刻板的计划是不感冒的，但并不说明他对市场有兴趣。他的基本思路是下放权力，调动地方积极性，用群众运动方式来突破资源瓶颈和资金缺口，实现高速度。
“大跃进”就是这种发展思路的一场大试验。为了发动大跃进，1958年实行体制下放。把计划管理权、企业管辖权、物资分配权、项目审批权、财政税收权、劳动管理权等等都下放给地方。从毛泽东来说，体制下放可以摆脱计划的束缚，绕开中央部门，通过地方领导人贯彻自己大跃进的思想。
有人认为，“大跃进”虽然失败了，但毛泽东的发展思路还是有合理性的。美国学者杰克·格雷认为：劳动力动员可能是穷国发展的“最好途径”。这看起来有道理，中国最缺的是什么？是资本、是技术，最不缺的是什么？是人力。中国还有另一个优势，就是它的行政资源，共产党的干部最擅长搞动员、搞群众运动。这两者结合不就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吗？
全民动员，人海战术，看搞什么。搞一些修塘、修坝、修路这样的工程或许有些效益，大跃进给农村留下的唯一“遗产”可能就是大大小小的水库。即使这些，调用民力也有个限度，违背农时，滥用民力必然造成灾难。至于全民动员搞现代工业，搞大炼钢铁，只能是劳命伤财。
现代经济的核心概念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手段无非是两种：市场或者计划。1958年市场彻底消失了，而计划又没有约束力，剩下的只有主观意志的任意发挥。这次体制下放，看起来是分散了权力，实质上更加集中了权力，纵向分权，横向集权。即把权力集中到党委，党委又集中到第一书记。而第一书记不过是大大小小的毛泽东，不仅绝对忠诚于毛泽东，而且思维方式都与毛泽东同构，这就形成了上下互动，全国“共震”，演绎出一出近乎荒唐的闹剧，紧接着是一场全国性悲剧。在当时的体制下，没有计划约束比有计划约束更糟糕。
大跃进的悲剧所以发生，还由于人民公社运动。不过我们看到，开始并没有考虑搞人民公社，是“大跃进”的火烧出来的。人民公社运动不仅完全放弃了1956年提出的改革设想，而且陷入了一场狂热的乌托邦试验。在所有制上完全消灭小生产，集体之外无土地，公社之外无农民，没有自留地、没有副业，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全部合并入社，而且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在分配上放弃按劳分配，搞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在社会组织上搞军事化，全国办成了一个大军营，甚至消灭家庭，至少家庭作为一个消费单位被子消灭了。老百姓的一点家底都被掏空了，又不准出去讨饭，出去了也讨不到饭，因为各地都一样。这是引起全国性饥荒和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制度性原因。如果不办公共食堂，一家一户量入为出，不至于死那么多人。
由此我得到一个启示：对任何按照理想设计出来的社会方案都应保持警惕，必须严格守住理想与现实的界限，把理想直接拿来作社会试验，必然带来灾难。理论越缜密、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