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毛泽东去世，思想的闸门迅速打开，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在党内高层，标志是展开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民间，“四五运动”继续发酵，形成一股民主化思潮。在一段时间，这两种力量相互激荡，但很快就分道扬镳。真理标准讨论真正的支持力量来自两部分人：一是老干部，一是党内知识分子。两股力量结成了联盟，使“凡是派”很快失去了招架之功。
真理标准讨论为什么会获得广泛的支持？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为党内、党外千百万人的平反诉求提供了依据。从50年代开始，运动一个接一个，冤假错案累积如山。要求平反解决历史问题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解决起来阻力很大。没有这个讨论，许多人的案件，特别是那些毛泽东亲自批过的案件、或者因批评毛泽东而获罪的案件都不可能那么快平反。正是由于这场舆论战打破了禁区，形成了全国大平反的历史景观。人的政治解放也为改革准备了力量。
大平反还推进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许多内幕被暴露出来，充分暴露极左路线的残酷性。譬如张志新案就产生了轰动性影响，引发深刻的政治追问：从“四人帮”到毛泽东、从路线到制度。党内干部包括过去很“左”的人都吃尽了党内斗争的苦头。80年代，我就听一位高级将领说：“党内斗争就象一把天火，不知道什么时间烧到你头上。”所以，1981年作决议的时候，一致地同意以后不再提“路线斗争”。一段时间，许多人都在思考：怎样才能防止文化大革命的重演。这种担心曾经一度推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论；不过很快，这种担心就被另一种担心所取代。
而在知识界，更是普遍地厌倦政治运动，要求学术自由、政治民主。80年代有几次有人想发动批判运动，都遇到了强大的抵制，再也看不到过去那种一轰而起，“共诛、共讨”的局面。这种变化具有深刻的含义，它说明，以政治运动和思想控制为驱动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出现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某种程度的自由空间，这正是改革得以启动的条件。
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后政治，或者说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这话并不完全对。中国改革的真正起点，恰恰发生在思想政治领域：一个是人的思想解放，一个是人的政治解放。如果没有政治、思想领域的变革为前导，经济改革不可能推动。
(二)要求放宽政策、改善民生的潮流
国内外都有人拿出官方公布的数据证明，文革时期经济增长不慢，并没有到“崩溃的边缘”，而且整个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时代，文革结束改革“并非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不否定，前27年，依靠国家的强制动员和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工业体系，走过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最初阶段。35万个工业企业是后期发展的重要基础。“勒紧裤带”需要信念支撑。在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时代是理想主义时代，人们相信中国是最好的，未来更好。愿意为未来牺牲当前，为国家奉献自己。那个年代劳动者所做出的贡献，后人不应该忘记。
问题在于这种增长效率太低、代价太大，老百姓得不到实惠。毛泽东在世，“勒紧裤带搞建设”还可以挺下去，毛泽东之后条件已经不存在，人们失去了忍耐力。要求改善民生的压力与日俱增，民生问题成了最大的政治问题。1978年9月，邓小平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陈云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起来造反。”共产党不能带领人民从贫穷中走出来，很难继续得到人民的拥护。这是中国走上改革最原始的动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