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户县农民杨伟名的信还涉及整个经济体制，指出市场紧张源于1954年开始的工商业改造，提出对于一般中、小型工商业应当用“节制”代替“改造”；农村“恢复单干”，办法是“土地到户，权归集体”让农民“劳动致富，生产发家”。40年前，一个农民的这些思想是相当深刻的。然而，这些人后来的命运都很悲惨！
可以想像，如果不是毛泽东批“单干风”强行堵回去，包产到户早在1962年就可能发展到全国农村。所谓“中国改革从农村率先突破”，可能要提前20年！农民要搞包产到户，包产到户能让农民吃饱饭，毛泽东不是不知道。但他决不允许冲决集体化的防堤。毛泽东通过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给生产队，并给农民搞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等小自由，缓和与农民的矛盾，稳住了人民公社制度。鉴于大跃进的教训，后来毛泽东再也不敢在全国大搞“穷过渡”了，文革期间陈永贵鼓动搞向大队过渡，他也没有贸然同意。但是给农民的那点小自由，有时收、有时放，受到很大限制。
60年代的调整引出一个结果，就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进一步固定化。这个制度是50年代开始形成的，一五时期执行还不严格，1958年出台了一个限制人口流动的条例，但被大跃进冲掉了，三年从农村招工2500多万。1961-1863年又全部下放农村，还有200多万57年前参加工作的也下放了。从这以后，城门紧闭。农民想进城，就象“鲤鱼跳龙门”，只有考上大学、参军提干很窄的一条道。户籍制、统购统销加上人民公社的行政控制，这三种制度把7亿多农民牢牢地捆在农村，捆在16亿亩土地上。剩余劳动力做什么？年复一年的学大寨，搞农田水利，修理地球。造成黄宗智所说的“过密化”，劳动收益递减，增产不增收，农民普遍地贫困，到文革结束时，贫困线以下的农民还有两亿多人，很多农民赤贫，生活不及土改后。
改革为什么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启动？
关于文革与改革的关系，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现在人们把中国改革的元年划在1979年，这有“以人划线”的味道。对于改革来说，1976年甚至比1979年更重要。因为在高度集权的国家，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只能发生在最高权威过世以后。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结束了“文革”，改革的机会已经出现。我们看到，从1977年开始，出现了一连串的变化。现代化目标的重新提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酝酿经济改革、扩大引进、出国考察，都发生在这两年，所谓“徘徊前进”毕竟还是在前进；一个历史大转折，两年的准备是很正常的事情。我把这些变化概括为三大潮流。
(一)思想解放、政治解冻的潮流
文化大革命对于改革的意义，也许就是它引出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赵说过：“文革大灾大难，让我们大彻大悟。”这当然有一个过程。作为少数地下的异端的思想，文革初期就出现了。有许多钱理群所说的“思想的村落”，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时政，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更多的人是在1971年的林彪事件和1975年批邓、反击左倾翻案风后，开始了怀疑和思考，这里肯定有许多在台下的老干部，包括邓小平。按邓小平自己的说法，他1975年主持的整顿就是一次改革的“试验”。知识分子的觉醒可能更早。1976年初爆发天安门事件，不仅对“四人帮”，而且直指毛泽东。事实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走入了死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