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出两个结果，按毛泽东的话，“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所谓揭了盖子，就是破除了斯大林神话，苏联神话。引出了改革的话题；此后，东欧国家一直在进行改革探索，最早是南斯拉夫，随后是波兰、匈牙利，后来又有捷克，苏联赫鲁晓夫时期也想改，只是始终没有突破。所谓捅了漏子，就是上面讲的，引起了共产党世界的思想危机和政治危机。
对于中国来说，1956年并不存在危机。相反，中国正处在所谓“凯歌行进”的时期，充满着大胜利的气氛。因此，相对于许多共产党的惊慌失措，中国领导人显得从容得多，自信得多。对于毛泽东来说，与其说是一个危机，不如说是一个机会，使他可以摆脱斯大林的精神束缚，大干一场，可以比苏联做得更好，走得更快。从另一方面看，这场危机虽然是外在的，但是中国也是学苏联的，而且已经发现了很多问题。毛泽东本人对照搬苏联并不满意，认为它条条框框太多，压抑了下面的积极性，不符合他的全民动员的思路。正因为这两方面的动因，促使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话题。不只是毛泽东、陈云、邓子恢、李富春、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都做了很多思考。主要在两方面：一个是扩大民主；一个是经济改革。
关于扩大民主。从年初的知识分子会议，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呜”，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两个万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到八大提出防止个人崇拜问题，再到号召党外帮助共产党整风。这些举动当时在国外引起误解，认为毛泽东在搞“自由化”，赫鲁晓夫很不满，匈牙利的反对派甚至把毛泽东引为知己。其实，他们都没有理解毛泽东。我分析，毛泽东扩大民主，主要有三层考虑：一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出力；二是有意借助党外的批评冲击官僚机构的沉闷空气；三是希望树立一种显得比苏联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新形象。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甚至对美国制度表露出某种兴趣。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意图让知识分子或民主党派来分享政治权力，他提出“双百方针”基于一种政治判断：相信“争鸣”不会僭越雷池，触动政治禁区。
当然，有人坚持认为，这一切不过是一个骗局，是一个“钓鱼”的阴谋。从资料和逻辑看，并不是这样。1956年毛泽东充满着自信，没有必要来这么一次大迂回的行动。所谓“引蛇出洞”是1957年夏天他政治转向以后采取的策略，同时也是回应党内质疑，维护明察秋毫的形象。因为当时多数共产党的干部对“双百方针”特别是接受民主党派监督很抵触，阻力很大。
关于经济改革。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讲了五个关系，中心思想是下放权力，调动积极性，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作出微调，以适当照顾民生改善。陈云在中共八大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体制设想：国营和集体为主、个体为补充；按计划生产为主、为市场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补充。也就是后来他一直坚持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从文献看，体制问题成为八大讨论的一个热点，计委主任李富春、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商业部长曾山，还有一些地方领导人如湖南的周小舟等都涉及到经济体制问题。毛泽东八大后甚至说过让地下工厂合法化，“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样的话，虽然这只是灵光一闪的说法，但也说明当时的开放心态。
然而，我们要了解，所有这些思考都没有跳出斯大林模式的总体框架。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毛泽东都没有把斯大林问题看成是斯大林模式酿出的苦果。赫鲁晓夫归结为斯大林暴虐性格和恶劣品质，而毛泽东则归结为斯大林的骄傲和缺乏经验。只有铁托的普拉讲话指出，斯大林的问题是斯大林主义造成的。今天看，铁托的认识高于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但在当时铁托是个异端。
两个原因妨碍人们作深刻反省：一个原因：当时社会主义还处在上升阶段。各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认为完全可以战胜资本主义。中国与苏联还不一样，苏联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已经积累了许多问题；而中国社会主义刚刚建立起来，有几十年的时间差。建国以来一路胜利，更不可能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有根本的怀疑。1957年苏联第一个把卫星送上天，更加强化了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自信，毛泽东说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赫鲁晓夫提出十五年赶超美国，毛泽东提出十五年赶超英国。大家都摽着劲。当然毛泽东的目标不只是英国，还跟苏联摽劲。苏联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仍然有吸引力，60年代初和70年代中期非洲形成了两次社会主义试验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