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顽固派鼓动到战场上的义和团民遭到的是被侵略者残忍屠杀的命运。抗击八国联军的主力是几支近年来训练而成的西式装备部队。罗荣光指挥守军守卫大沽炮台，激战6个小时。然后是天津保卫战，依靠的主要是聂士成和马玉昆的部队。义和团虽然也参战，但往往“官军在前”，“团民相随”；义和团单独执行的任务更是“每战必败”。 (《义和团》，第2册，第20、153页。)李秉衡率“勤王师”是一支配备了洋枪的旧式军队，他们自北京东部迎战联军，请三千义和团助战，却一战即溃。在战事中，义和团甚至赤手空拳，或持引魂幡、混天旗进入炮火连天的阵地中，无异于驱民于死地。战死者可歌可泣，逃亡者也可谅解，但夸大义和团的战绩，是和迷信“神力”的官员宣扬义和团如何神灵没有任何区别。
同治时期，由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重臣发起的在实业、军工等领域学西方的运动，虽然缔造了“中兴”气象，但因为甲午年与日本的战争惨败而陷入低谷。之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在文化教育制度及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学西方的维新运动，也因为一系列主客观原因而告失败。再之后，是顽固派的大复辟，由官僚队伍中最保守落后的王族代表载渏、“清议派”代表刚毅、军队中的盲目强硬派赵书翘等，各怀不同的目的，用最愚昧的方式向西方列强和朝中政敌发难，其结果必然是将国家引向灾难。
戊戌政变后，奕劻、荣禄和裕禄等人进入到权力的核心，他们虽然比康梁维新派算是缓和的官僚，但并不属于极端的保守分子，同时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始失势，张之洞应该是在政治改革方面上走得更远的人，但是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自保心理让他暂时退却，并且一直任湖广总督，坐镇湖北，此时还没有进入清政府的权力核心。袁世凯比张之洞更加懂得权力艺术也更加务实，但是此时，他还没有政治发言权。更重要的是因为张之洞和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已经表露出维新的姿态，并同维新派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接触。所以在顽固派把持权力舞台的情况下，这两位颇具开拓意识的大臣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政治表现机会。
时人发出警告说，中国有成为第二个缅甸、安南、印度或波兰的危险，开明派提出要通过变革来拯救民族；然而，顽固派则主张消灭洋人，他们主张搞强硬政策，慈禧太后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决定不再向外国列强让步。1899年11月21日，她训令各省当局：“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以中国地大物博……又何强敌之可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帛，专恃折冲尊俎也。”(《大清德宗实录》，第543卷，第5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这帮顽固派无所依靠，手中只有旧式军队以及保国保种的高谈阔论，对西方社会茫然无知，也丝毫不愿放下姿态了解西方，同时害怕开明官僚的排挤。形成“劣币驱优币”的恶劣态势，他们盯上了已在民间形成一定气候的“义和团”势力。
“义和团意识”是一柄双刃剑，其历史意义是非常复杂的。
陈独秀后来说：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则认为：“严格说来，拳匪运动可说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拳匪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67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
雷颐教授则在《百年义和团》一文中认为后人对这一事件的反省和细考还远远不够：这场悲剧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更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否则，这一段深创巨痛的历史将全部“白费”，那么多的鲜血与生命也将全部“白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