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
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
义和团诞生在中西方矛盾最为聚焦的北方地区，是从“反洋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本土势力。
如果我们能够首先跳出给义和团“定性”的窠臼，先看它的形成原因，事情就会明朗。近代中国在与西方抗衡中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落后不仅表现在技术器物层次，更重要的是在制度文明方面。但是，当时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中华文明的保守性也不仅表现在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从上层来看，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冷淡态度也似乎让今人匪夷所思。洋务运动时期，在涉外官员和各方开明人士的共同推动下，从1865年江南制造局建成后，它下属译局翻译的出版物销路极其有限。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近30年中，译局仅卖出约13000部译著。(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2册，第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公众对西方读物的冷淡态度和明治时代日本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日本，仅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一本书，自1866年出版后售卖25万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文明的关注和了解程度。在1895年启动初步教育改革以前，西学在中国书院的课程设置里基本上是被禁止的。
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还没有来得及了解西方文明的时候，西方文明的载体基督教已经在中国各处遍地开花。19世纪末，基督教的势力之大，影响之广，已经达到“教堂几遍天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的程度。
在西方文明的强势面前，许多国人不但在心理上保持着天然的优越，还对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进行无知的批判和诽谤。
即使一直被当作近代中国人介绍西学的范本——魏源的《海国图志》，也不能对西方文化做到完全客观的认识。
为清政府雇用多年的李提摩太甚至指责《海国图志》是破坏中西方文化之间和平相处的最主要的麻烦者，他在回忆录中说：“为了使他(总理大臣汪鸣銮)相信，谁是破坏中国政府和基督徒之间和平的最主要的麻烦制造者，我随身携带了两套书作为证据。其一是十卷本的《海国图志》；第二套也是十卷，出于另一个作者之手。这两种书都带有对基督徒的最荒谬的敌意。第一种，作者魏源，声称基督徒把华人的眼睛挖出来，配以铅粉，炼制白银，外国传教士因此而致富；第二种书宣称，传教士制作迷幻药，使妇女发狂；制造摄影机，偷取被摄像者的灵魂。我向总理大臣指出，这种种诽谤的目的，在于制造反对外国人的动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页。)
嘉约翰(1824—1901年)是最早来中国的著名传教医生之一。1859年他在广州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教会医院博济医院。他和他的医院共为70多万名中国患者诊治过，做过近5万次手术，为近代中国培养了150名西医。但却时刻受到“挖肝剖腹”的指责。他的诊所之所以能生存下来，一是靠了传教士的执著精神；二是因有没钱治病的，或是“病急乱投医”的人壮着胆子来试诊；三是有留美回国的中国开明人士的帮助。嘉约翰对于近代中国的最大意义在于，他设立了西医学校，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西医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