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更多的义和团团民不分昼夜陆续结队入京。6月16日，慈禧太后曾发布上谕，责成刚毅、董福祥对义和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召募成军，严加约束。”但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至20日宣战前夕义和团民已“不下数万”。 (仲芳氏：《庚子纪事》，第15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在此之前，清政府并不是无力处理，由于有了朝廷内顽固派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慈禧太后的上谕也变成了一纸空文。
局势发展令人忧虑。可是，在清廷几次御前会议上，由于顽固派的控制，持异议的开明派大臣包括庆亲王奕劻在内多不敢言。
当时，朝臣中有袁昶、许景澄、徐用仪、联元、立山五人挺身而出，与顽固派唇枪舌剑，提出他们解决时局的方案。朝廷最后的决议，不但没有采纳的他们的方案，还将他们五人处决。
五大臣中以袁昶、许景澄的言行最为突出有力，他们主张先强行解散、肃清义和团，不为列强制造出兵的口实，并草制《拟急救目前危局折》呈上，折中言：“惟有先清城内之匪，以抚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续调之兵。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
许景澄时任户部主事，充总理衙门章京，他曾奉光绪帝诏命出使日本，以丁父忧未行。后出任为驻法、德、意、荷、奥五国公使，又为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在俄国对中国帕米尔地区领土进行侵略事件中，他据理力争，维护主权不遗余力，表现出恪尽职守的风格。袁昶、许景澄参加了宣战前历次御前会议，在极端保守集团高倡借用义和团力量剿灭洋人，迅速对外宣战的情况下，二人不畏权势，抗言直陈，又多方奔走游说，以期力挽狂澜。在御前会议上，袁昶“力言莫急于先自治乱民，示各夷使以形势，俾折服其心，然后可以商阻夷使添调外兵”。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义和团》，第1册，第346页。)袁昶看建言不见用，退朝后又找庆亲王奕劻、端王载漪、荣禄等进言，结果是奕劻“神色沮丧”，“荣叱之”，而“端甚怒”。
义和团在京城内已成失控之势，义和团自被端王、刚毅之流招入北京后，已经完全被顽固大臣控制和利用。
袁昶、许景澄二人在上《拟急救目前危局折》后，又进呈第二疏，引经据典、中西合璧、喋喋不休，专门申说保护外国驻华公使的必要性：“以春秋之义，两国构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使报复，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国际法此时已传入中国60年，他们在这里把保护使馆的意义说得十分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