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同治年间更有“家有丧，私取其双睛，其取睛之故，以中国铅百斤，可煎银八斤”这样的谣言传播开来。(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贴选》，第9页，齐鲁书社，1984年版。)这些早年遍行于中国南方的谣言，随着基督教的发展也来到了北方各省，尤其在天津地区影响甚广。曾国藩处理“津案”的报告中显示：“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贴。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809页，《清末教案》。)这种偏见，本质上是一种民族自卫意识，但它强化了人们在反基督教运动中非理性的仇外心态的滋生，而使得本来具有正义性质的自卫意识变得扭曲。
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当然不只是带来了一种新的医疗和生活方式，它还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命观和价值观，它也会引起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华文明在历史上第一次受到如此强势的异质文明的冲击，惶恐和对抗弥漫在社会的每个领域、各个阶层；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外之间多次发生战争，大多以清政府的惨败赔款和增加新一层民族屈辱感而了结，这就不能不激起广大民众的“仇外自保”心理，一些教士和洋人在中国的领土上对国人的欺凌和跋扈，又为人们提供了宣泄的契机。
除了思想文化和民族意识方面的冲突之外，经济方面的冲突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早期，本来就有不少的社会底层人民把他们的不幸归罪于太平军，认为这支“叛乱者”是借助西方基督教的思想意识被鼓动起来的。到了后来，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西方的压力也进一步加大，他们不仅带来了真正的基督教，而且外国货物在中国内陆的城市和乡镇的市场上也开始显著增加，而到了60年代以后的洋务运动时期，西式工矿企业、商业以及外国资本都被大规模引进到中国。同时从西方传入的铁路也直接威胁了传统的运输体系，近代化无情剥夺了许多普通人养家糊口的职业方式。
那几年，又赶上天灾：1898年，黄河决口，淹没了山东数百个村庄；1900年，华北地区大面积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制造了数以万计的饥民、流民。
天灾人祸，在这个时候，列强对中国财富和领土的掠夺又呈愈演愈烈之势，。
频发的教案就是在这个特殊年代里，中西对撞、冲突的直接反映。义和团民的身影就在那几年里开始出现了。
在朝堂之上慷慨激昂的顽固派官员极端不屑与涉外官员为伍，但是，一旦发生教案纠纷，他们往往又避之不及退居幕后，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去处理外交争端。来到事发地点处理争端的往往是有过一定涉外经历的开明派官员，他们对反洋教事件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极力反对盲目排外和焚烧逐杀的暴民行为。他们指出，这样不讲求理智，只讲求泄一时之愤的行为，不仅达不到保家卫国、自强求富的目的，反而会给外国提供干涉中国内政的口实。人们很自然地迁怒于处理教案的当事官员，连同他们“采西学”、“制洋器”和借西法自强的近代化活动也被民众斥为勾结洋人的卖国行为。在朝廷中，顽固派又借助民间舆论对开明派进行政治攻击。所以在顽固派的个人日记、奏章中，开明派官员往往都是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在民间野史中，这些人也是清一色的投敌卖国形象。开明派官员在处理事件前后，感受到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以致“每办结一案，必多集一谤”，甚至感到“侧身天地，至无所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