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二人又紧急上了第三疏，痛诋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之流的误国，要求“先治以重典”，“与徐桐、刚毅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光绪帝甚至手携许景澄衣，恳切他说：“天下数万万生灵，立见涂炭，汝不可不切言之。”可见光绪帝也同时看到了围攻使馆将带来的无穷的危害。许景澄回答道：“似宜而保全公使，令其下旗生还。”光绪帝首肯而举朝皆怒许之失言。(《义和团》，第1册，第340页。)
顽固派把持的朝廷已决心与列强一战。
袁、许二人终招致杀身之祸，王彦威在《庚子西巡大事记》中不无惋惜地感慨道：“被害纯为政见之不同。”
袁、许被逮逋后，荣禄曾约同僚王文韶在朝廷上力争，但未能奏效，端王载漪甚至又参奏王文韶为卖国贼，幸而在慈禧太后极为倚重的荣禄的保奏下才得以免究。
其余如徐用仪、联元、立山也被斩弃于市。
徐用仪(译署前辈)在得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害后，预感大事不妙，慨叹说“祸始此矣”。见袁昶、许景澄被害，他终日愤愤不平。联元则在庚子事起后，跟顽固派争论于朝廷之上，认为虽然“民气可用”，但“匪气不可用”。极力主张义和团不可信，使臣不可杀。并且说道：“按国际公法凡杀驻京使臣，敌国必以兵报复，若战而胜当屠城。此事万不可行。”(《清史稿》本传，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
立山本来是慈禧太后所信任的大臣，被载漪等人所嫉恨。载漪力主拳民可用，慈禧太后首先咨询身旁的立山，立山回答：“拳民的法术不足为靠。”并且进而说明了自己一贯的主张——“主和”而非“主战”。载漪大怒，指责立山：“拳民用的是爱国之心，何必用法术，立山必与外人通！”因为立山的府邸紧挨教堂，于是载漪传播谣言，声称立山藏匿有外国人。就这样，立山虽然在政治上追随慈禧太后，但是还是不免被杀。据说被囚禁时，太后曾使人私底下照料，但是仍不免一死。
经过戊戌政变，诸多改革人物康梁等被逐出政治舞台，朝中是顽固派一手遮天的局面，开明派中的渐进分子也受到排挤，即使慈禧太后有意庇护也不能免于遭到迫害。但辛丑条约后，清廷很快颁诏昭雪五人，给予旌表，史称“五忠”。
顽固派挟制、蒙骗义和团民，自然不是为了“中国”而战，甚至不是为了“大清”而战，只是为了皇位和权力而战，因为端王载漪的儿子在此前已经被慈禧太后确立为“大阿哥”，即光绪皇帝的直接继承人。光绪皇帝的革新姿态和现实处境赢得了不少西方人士的同情，有不少人还对其有朝一日能够主政寄予希望，中国国内许多开明人士也不希望光绪皇帝被载漪之子所取代，所以朝中许多大臣和西方国家公使对“大阿哥”的地位不予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