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
一
1900年8月16日晚间，八国联军部队将残余中国抵抗军队驱逐至西北两个方向，北京城陷落。两天之前，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已携傀儡皇帝以及枢机近臣、大内扈从向帝国西部逃遁。
8月19日，在逃出北京后的第五天，慈禧太后发出两道上谕：第一道发给军机大臣荣禄、大学士徐桐、户部尚书崇绮，命令他们留在北京与联军议和。但在城破不久，荣禄已经来到保定，而另两位大臣也相继上吊身亡。第二道上谕发给了两广总督李鸿章，要求他从广州火速北上，与庆亲王奕劻一起主持议和。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枪伤归国。正如他的预想一样，他成了国家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同僚说他丧权辱国，民间舆论则传说他拿了日本人的贿赂，更有人公开讨伐此贼“可杀，该杀”，当以其死雪“心头奇耻大辱”。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被下放岭南任职粤督的李鸿章又公然藐视朝廷权威，抵制排外行动，不服“灭洋勤王”号令，声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但是关键时刻，朝廷知道，自己需要李鸿章；劫后余生的北京人也在盼望李鸿章从广州入京。他们似乎都很健忘，李鸿章不久前还是他们痛恨和唾骂的对象。早在8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日本汉学家冈千仞游历中国各地，探访曾旅日的王黍园的族人，获得热诚款待。族人中有个名为王砚云的举人，广有才学，能言善辩。王氏说：“李中堂(鸿章)开办招商、机器二局，耗资百万，消耗国力，并无结果，大失民心。”冈千仞对王氏的说法不以为然，指出中国人是中了儒教的毒；还解释说，取西洋之长，以供我用，就是养育国本之要。王砚云却愤然说道：“机器者圣人不语也。此物惟有导国人去其质朴而趋赴机巧。”从王砚云的一番话可以窥见：若有人引进西洋文化，便会被主流社会斥骂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12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