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1页。
(12)《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34、637页。
(13)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14)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
(15)《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30页。
(16)《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40页。
(17)《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第396页。
(18)《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346、1352页。
(19)参与者就有人这么称呼，如邓初民曾发文《大“放”大“鸣”之后还必须大争》(《人民日报》1957年6月4日)。对于“大字报”，有人曾经这样说明：“在这‘四大’中，大字报相对于大鸣、大放、大辩论来说，又是形式中的形式。因为，鸣放、辩论是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或口、或笔)表现出来的。”(李世家：《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问题》，《理论探索》1979年第1期)
(20)周恩来当时就有这种警觉。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15—1216页。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0—471页。这篇文章并没有立即印发，直至6月12日才印发党内，并注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