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10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进一步提出，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有缺陷和教训，不适合现时代。他还形象化地提出要搞“小小民主”：“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在12日的讲话中，他提出，对即将开展的整风方式，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在小组会上，是小小民主；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的办法。(12)从3月17日至4月上旬，毛泽东在南下阐发“正处”思想时，对民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主要包括：民主在本质上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作为上层建筑，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为提高人民生活服务的；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不满意和许多错误议论，我们应该采取“双百”方针，在讨论和辩论中去解决，而不能采取高压政策；等等。
稍作总结就可以看到，在整风运动开展之前，毛泽东对民主方式——“大民主”、“小民主”、“小小民主”的认识和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但是，如何看待国内当时出现的“闹事”现象，毛泽东的观点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他认为一些地方发生的“闹事”现象(诸如农民打扁担、打石头、打锄头，工人罢工上街、学生罢课上街等)是人民自发地对付官僚主义者的“大民主”，值得同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13)。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中，他的看法有所改变，认为少数人“闹事”是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状况的反映，除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外，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对“闹事”态度，一是不提倡，二是尊重宪法，有人硬要闹就让他们闹，最终暴露问题，弄清是非，锻炼群众，让无理取闹者和坏人闹输；闹得对的，我们要承认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并改正，不对的要驳回去，不要轻易使用武力。对闹事的人要采取分化工作，引导、教育多数；就是对那些敢于带头闹事的人，也要进行教育，使之变为有用之才；对于少数坏人，不抓不关不开除，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之孤立，利用他们做反面教员，对极少数严重犯罪分子必须实行专政。(14)但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的讲话中，他的看法又有新变化，认为在那些因官僚主义盛行，无法实行“小民主”，甚至任何民主都没有的地方，“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15)。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他进一步认为，“闹事”式的“大民主”有一定合理性，要是搞得一点民主也没有，官僚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也没有，甚至于小小民主都没有，横直是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逼上梁山。我看在那种情况下，罢工、罢课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是调节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16)
毛泽东关于“大民主”、“小民主”的多数观点为中共其他领导人接受，并有所发挥。他们都反对波匈式“大民主”，同情但不赞成“闹事”式的“大民主”，主张用和风细雨式的“小民主”解决党内和人民内部问题，而且他们进一步认为，如果不发扬“小民主”，就势必出现“闹事”式“大民主”，最后很可能演变为波匈式“大民主”。如刘少奇在1957年春天的调研中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能够用过去解决阶级矛盾的办法，必须用新的办法，新的方针，新的路线。必须允许人民群众采用小民主的办法来解决他们所要求解决的问题，不允许小民主，不经常采取小民主的办法，势必要来个大民主。”(17)同一时期，邓小平也指出：“我们把不断地解决问题当成调整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比较有利，因为人有‘气’总要出。出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叫集中出，一种叫分散出。小出‘气’了，就不大出‘气’了；有‘小闹事’，就没有‘大闹事’了；有‘小民主’，就不‘大民主’了”，“要避免群众闹事这种‘大民主’，就必须搞好经常的民主生活这种‘小民主’。没有‘小民主’，一定发生‘大民主’”(18)。
尽管党内高层在“小民主”运用的细节认识上不尽一致，但在通过“整风”这一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小民主”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上的看法是相同的。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运动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象是党内一些干部身上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小民主”方式成为首选，具有创新意义的方式是开门整风，即由非党群众自愿参加，并鼓励干部生活劳动化体验。
显然，开门整风在实际意义上是发挥党外民主力量。现实地看，“双百”方针提出并倡行后，知识界虽经近一年讨论但并无实质发展。然而，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在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知名人士中间征询意见之后，情况发生变化。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对执政党和人民政府缺点的批评，成为党外人士参加或组织的会议主题，也常见诸他们创办的刊物上。毛泽东对此予以肯定性评价。整风运动开始后，他代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欢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知名人士继续批判中共的缺点错误，这无疑进一步清除了党外人士对“鸣”、“放”方针的顾虑心理。从5月8日至6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共13次，70多人次发言。与会者在批评党和政府缺点时，对现存体制和制度方面的某些缺陷，开诚布公，各抒己见，且相关言论大多在他们掌控的报纸上登出，影响极大。同时，不少省市自治区的教育界、文化界也纷纷召开座谈会，谈“正处”、话整风、提意见、做批评、献良策，当中的言论内容和情形经由报纸广播传播，轰动一时。相对于整风前，这时的“鸣”、“放”就称作“大鸣”、“大放”(19)，而且不少单位还出现了大量的大字报。这些情况形成了整风之初毛泽东所说的“社会压力”。不过，在此风潮中，少数人的公开言论已经突破中共的政治底线，即否认基本社会制度和中共领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