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情况出乎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预料，他们自然会联想到波匈式“大民主”，不得不警觉起来(20)。5月15日，毛泽东著文《事情正在起变化》认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21)25日，他公开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22)。当然，他还是处在谨慎的观察当中，对此时出现的“大鸣”、“大放”、“大辩论”依然持基本肯定态度，还特别肯定了“大字报”形式，“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23)。同时，他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再次肯定了“大字报”形式，“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24)。
这篇党内指示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它详尽地拟定了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具体实施方法：一是在一般机关学校内部，对反动分子的言行实行内控，预作布置，实行挡驾，不让他们出外活动；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让他们辨明是非，切勿上当，若有人煽动，则予以阻止；动员群众撕毁街上的反动标语；做好工人群众的工作，不要闹事，不要提工资福利问题，一致对付反动分子。二是对于民主党派，组织召开座谈会，各种政治倾向的人都参加，派记者全面报道每个人的意见，巧妙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三是党报要准备几十篇文章，尤其注意组织左中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陆续发表，高潮未落前，正面文章少登。四是对群众，组织他们反驳反动分子的大字报。五是组织高校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让右派的毒素全吐出来，登到报纸上；让他们对学生演讲，由学生自由表态；最好让反动的大学师生大吐毒素，在适当的时机，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清建设性和破坏性意见，前者加以接受，后者予以批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做正面演讲，而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做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扭转局面。(25)
右派言论很快遭受群众性大批判而偃旗息鼓，但中共对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看法并未因此改变。在7月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毛泽东认为“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题目”，解决的总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分两大类，第一类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对党和政府工作，开会、整风、登报批评错误；对一般人民群众，主要是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对潜在的异己力量，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基本属于“小民主”范畴。第二类是“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主要采取“孤立和分化”的方式，尤其是对混入内部的敌人，“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这些基本属于无产阶级“大民主”范畴。对反右派斗争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大民主”新方法即“四大”，毛泽东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全民性的大辩论解决或正在解决着事关中国革命和建设命运前途的若干重大问题，“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大字报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很好的形式，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都要使用这一形式。(26)至此，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形式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开始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概而论之，在上述短短的八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和中共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对“大民主”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起初是排斥西方资本主义的“大民主”，警惕波匈式的“大民主”，放弃群众运动式“大民主”，但对“闹事”式的“大民主”则采取了含糊(同情理解又不认同，但发现还有一定的民主监督价值)态度。继而试图在党内党外运用“小民主”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这一举措开始不久，毛泽东和中共突然发现波匈式“大民主”在中国的社会基础超出预料，因而迅速调整工作重点和方法，采用了一种新型的“大民主”手段，巩固住政治底线。它的独特之处在于，相对于革命年代无产阶级“大民主”，尽管它也有针对敌我矛盾的一面，但不带暴力性质，属于“文斗”；相对于和风细雨式的“小民主”，尽管它有针对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面，但由于它有着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特性，所以更具威力；相对于“闹事”式的“大民主”，尽管它也有反对官僚主义斗争性的一面，但具有组织性和可控性，而少破坏性和不可控性。以当时的认识水平，这应该是从提出“双百”方针以来毛泽东和中共对如何运用民主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必然也是最好的选择。当然，毛泽东和中共当时并没有忽视“小民主”的作用，也没有否定“闹事”对扩大人民民主权利诉求的内在要求，甚至没有否认革命年代“大民主”的现实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