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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民主观:要让人讲话

毛泽东在很多场合都把民主解释为民主咨询,民主就是要倾听群众的声音,要让人讲话。

  [19] 其实多数决也不一定是常态,很多时候无法形成多数,只有最大的少数。

  [20]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9页。

  [21] 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1937年9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9-361页。

  [22] 改造人还包括改造“坏人”:“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毛泽东:“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1960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于《人民日报》1978年7月1日。

  [23] 毛泽东的某些行为在一些人看来是玩权术、搞诡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没有基本的诚实信用,但在毛泽东看来,只要是为了革命事业,是可以不择手段的,这不是阴谋而是智慧。长期的战争环境养成了他斗智斗勇的习惯,进入和平环境后很难说改就改,同时他也在不断发现新的敌情,不断制造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因此不断地搞阶级斗争,既然阶级斗争是新形势下的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那么继续声东击西、按兵不动、隔岸观火、瞒天过海、引蛇出洞、诱敌深入、内外夹击、各个击破等等战术就成为必要,而且是革命理想的需要。

  [24] 如,毛泽东曾豪迈地宣称:“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3页。

  [25] 林达著:《总统制靠不住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41页。

  [26] 其中有的人是自愿的,有的人是勉强的,有的人是被迫的,但即使是自愿的也很难说就是完全自由的。自由是可以选择,如可以发言也可以不发言,可以批评也可以不批评,可以接受教育也可以不接受教育,甚至可以参会也可以不参会。如果说“批评、说服教育”这套小民主的方法在党内实行还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推广到全社会则弊端甚大。

  [27] 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做法在农民中也已经没有说服力,文革中继续革命的理论连党内的工农干部也无法说服,毛泽东感到孤独,一方面他感到需要“批评、说服教育”的干部和群众太多,另一方面他也开始认识到阶级斗争在以新的形式呈现,阶级斗争仍然很激烈,继续革命很艰难,因此需要动用专政手段。

  [28]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29] 在美国,统治者“只能根据民意反省和调整你自已,使自己适合选民的需要,而不是相反。”林达著:《总统制靠不住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56页。

  [30] 我们一直倡导“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似乎二者是密不可分的。甚至“统一思想”是前提,只有统一了思想才能统一行动。但在民主社会,法律只要求一定范围内的“统一行动”,绝不要求“统一思想”,认为“统一行动”在一定范围内是必要的,“统一思想”则是有害的。我们总是觉得思想如果五颜六色,行动必然五花八门,这一逻辑建立在“思想与行动具有一致性”的基础上——人们怎么想就会怎么做,其实不尽然。有时候人们怎么想就会怎么做,有时候这么想却可能不这么做,这么想也可能那么做,也可能只想不做,总之想和做之间有很复杂的多重可能性。在民主法治社会,在私领域人们有较大的自由空间,个人怎么想以及怎么做,政府一般都不干预;在公共领域,个人怎么想都可以,但怎么做需要受法律约束,因而行动具有一定的统一性(不是全部行动),这样“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如果行动完全不具有统一性,社会就会四分五裂。不要求“统一思想”并不是说思想越乱越好,思想能否统一、在什么问题上统一(不可能所有问题都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这些是道德领域的问题,是只能通过平等讨论来解决的,而不宜由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批评”、“说服”,更不能居高临下地“教育”。

  [31] 见百度百科,编辑词条,“反右运动”,2012年8月10日访问。

  [32]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7页。

  [3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7页。

  [34] 以上毛泽东的论述见:《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6---457页。

  [35]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这是开始反击的信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705页。

  [36]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解释”与“批评、说服教育”有明显不同,但“解释”的前提是自信没错,并无接受对方意见之意。

  [37] 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4-365页。

  [38]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7---458页。

  [39]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做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同年6月19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期间经历了从整风到反右的过程,这期间文章共修改了13稿,“正式发表稿保持了原讲话稿的主题、原讲话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理论形态更趋完备,思想内容更为丰富,逻辑结构和文字表述更加严谨。在修改过程中,中国政治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因而毛泽东在思想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不能不反映到修改稿中。稿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20、707、708页。

  [40] 在1957年7月17-30日的青岛会议(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将他与一些省市委书记的谈话要点加以归纳,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并在会议上对此文进行了讨论。8月3日该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自己认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是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补充”,“没有这个补充是不行的”。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713、714页。

  [41] 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

  [4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324页。

  [4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6页。

  [4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4—325页。

  [45]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80页。

  [46] “三反”、“五反”运动是指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军队、党派中进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三反运动),以及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五反运动)。”见百度百科,编辑词条,“三反五反运动”,2012年8月9日访问。

  [47] 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48] 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5、364页。

  [49] 参见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4-365页。

  [50] 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

  [51] 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

  [52]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0页。

  [53]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解放军出版社重印,第818页。

  [54] 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55] 属于民主制度下的行政权行使,但不能说是间接民主。间接民主主要是指人民选举、人民代表决定,人民代表与领袖即使都是人民选举的,也有区别——前者是一群人,后者是一个人,因此前者是间接民主,后者不是。

  [56] 在文革中,“邪恶与野蛮”被“合法化、英雄化了”,一些人“以‘响应号召’为名”,“冲撞社会上一切高于自己的文雅所在。这又吸引了不少地痞流氓的加入,情况就更加严重。”余秋雨著:《寻觅中华》,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27页。

  • 责任编辑: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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