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高明的导演，他准确地挑选演员，条件是既要有造反精神又保证不造他的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但绝不会怀疑或打倒他，激情澎湃，一点就着，极具杀伤力，又无限忠诚，相信领袖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毛主席的话儿句句听”，“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对于这样一群“人民”，他并不包办一切，而是将舞台适时地让给演员们自己临场发挥，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让大家说话，让众人参与，这看上去的确很像“民主”，以致许多人都自以为真的当家作主了，进而扬眉吐气，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蒙昧不可能长期持续，人民群众的眼睛虽然不一定是雪亮的，但他们确实不可能永远是傻子，在少数思想先锋看出破绽、予以揭露、并被专政之后，相当数量的群众总是渐渐会觉悟、会明白，当许多人意识到自己只是“领袖”手中的一个棋子、群众运动不过是运动群众、民主只是民众参与而最终还是领袖决定、并且民众的参与也服务于领袖的决定时，人民追随领袖的热情开始减退（表现为对运动的消极），进而有部分人开始怀疑领袖，甚至反对领袖。我们应当承认驾驭群众运动是毛泽东这样的政治高手才敢玩的游戏，但驾驭群众运动并不是民主，相反人民可能是被利用的对象，或者说有时利用，有时保护，有时需要借人民的力量去反对官僚主义，有时需要借助官僚机器去清除人民中的异己分子。
（三）毛泽东的民主是脱离法治的民主
笔者认为毛泽东的民主中最大的败笔不是民主不够（如只参与不做主），或民主太多（动辄搞群众运动），而是完全排斥了法治。没有法治往往就容易导向人治，人治和大民主结合，使得民主走向了极端任性。领袖没有法律约束从而成为暴君，人民没有法律约束从而成为暴民，他们的结合可以砸烂一个旧世界，但不可能建设一个新世界。[59]
文革作为一种“大民主”是明显反法治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但“做主”不是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如果“民”恣意妄为，践踏人权，文攻武卫，广泛专政，则人数再多，社会地位再底层，曾遭受过的待遇再不公平，我们可以理解可以同情，但其行为仍然不可取，暴力的、反法治的行为是不能倡导的。在毛泽东眼里，只要有群众参与就是民主，群众干什么并不那么重要，因此众人和风细雨地批评某个人是民主，众人口诛笔伐、慷慨激昂地批斗某个人甚至给他带高帽子游街也是民主，众人对官僚主义“打石头，打锄头”更是大民主。[60]毛泽东的民主往往不是民众平等温和地讨论问题，而是群众运动，是大批判、游街、武斗，充满斗争性、暴力性、残酷性。这种“大民主”基本等同于他最擅长的“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充满火药味，充满血腥，毛泽东在论述这类大民主时字里行间洋溢着着战斗豪情，充盈着红色恐怖的快感。
整风运动作为一种“小民主”也是排斥法治的：“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他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61]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既保护又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的确是很好的，然而涉及“贪污”这样的问题，已经不属于“犯错误”的范畴，而是涉及犯法、犯罪的问题，应由法律出面解决。是否“承认错误”，受否“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等问题，“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时是否需要“免了”，都应按法律办事，而不应由领导人（如毛泽东）说免就免，说保护就保护；也不应由群众讨论决定，而是法律怎么规定就怎么处理，不论领导人还是群众都应遵守法律，所有人应都在法律之下。当然在立法时不论领导人还是群众都可以发表意见，对贪污的构成、处罚、自首等问题都可以充分讨论，但法律一经公布实施，就应当严格依法办事。依法办事与领导决策或群众决定[62]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法治，后者是人治，人治的特点是不稳定，实践中“人”（不论是领导人还是人民群众都是人）都有情绪化的毛病而难以做到完全的客观公正，处理事情难以掌握好分寸，因为往往没有固定的、具体的、法律化的分寸，只有一些原则性政策，因此人的自由裁量权太大，而人的认识水平、道德品行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即使同一个人其前后的情绪也可能发生极大变化，使其决定很可能带有太多的感情色彩而不具有理性和客观性。
毛泽东在痛斥官僚主义时曾说：“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63]在此毛泽东再次把“打扁担”等暴力举动与“上街示威”等合法权利以及“学生闹事”这样的贬义词并列在一起，划为同一性质，说明在毛泽东眼里民主从来没有什么合法违法的界限。法律总是碍手碍脚的，革命领袖不必拘泥于那些繁文缛节，[64]革命群众也不能被这些东西束缚手脚，因此只要是革命行动就可以无法无天，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然而，当权者的任性会失掉政权，群众的任性会令社会无序，当权者和群众一起任性，就会天下大乱。任性对行使权力的一方来说（不论是权力人还是革命群众）是非常痛快的，甚至可以说是过瘾的，但对另一方来说（如被打倒者），则基本人权完全没有保障，即使不是阶级敌人，也基本类似阶级敌人，不但官职要丢掉，名誉扫地，而且可能被虐待、被批斗、被不经审判而殴打致死。这样说并不是为“统治阶级”辩解（把所有人都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本身就是粗暴的），因为大民主一旦开了头，就会愈演愈烈，难以控制——过去是对国民党，后来是对自己人（反党集团）；斗争对象昨天是彭德怀，今天是刘少奇，明天是周恩来；可以是当权派，也可以是毫无权力的牛鬼蛇神；[65]在大民主面前当权力人尚且没有生命、自由的基本保障，小小老百姓的什么人权就更加不堪一击。
毛泽东的“民主”是没有法律做底线的，尤其是他晚年搞的“大民主”，基本上是专政的代名词，也是最能刺激毛泽东神经、最令他兴奋的一种斗争方式。毛泽东一生热衷于大民主，青年时代搞农民运动轰轰烈烈，中年时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独领风骚，晚年仍念念不忘发动亿万群众造反，“搅得周天寒彻”。无法无天、暴力对抗是毛式民主的一个突出特征。
毛泽东的大民主与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有相似之处：都是反抗当权者，都是借助暴力手段，都有大规模的底层民众参与，都没有真正实现造反前的美好理想，都有势如破竹、风卷残云的气势，都对现存制度有摧枯拉朽般的撼动，都对国计民生有致命的打击，都有成千上万人付出生命代价，最终都呈现出一幅民不聊生的乱象。二者也有区别：农民起义中的领袖往往是地位卑微的贫民，大民主的发动者却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农民起义是由于水深火热才揭竿而起，是生活所迫，毛泽东是因为深虑自己的党脱离群众、终被人民推翻而先下手为强，是政治远见；农民起义既反贪官也反皇帝，文革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农民起义是受压迫者造反，文革是受压迫者响应号召；农民起义是为了拯救自己，文革是为了捍卫领袖——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是文革最诡异的一幕——上下是通的，是最上层与最下层联手，共同反对中上层、中层、中下层）。
《领导者》2013年特刊
[1] 毛泽东：《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1960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于《人民日报》1978年7月1日。
[2]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460页。
[3]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解放军出版社重印，第818页。
[4] 毛泽东：《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1948年1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5页。
[5] 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3、742页。
[6]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810页。
[7]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1940年3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8] 毛泽东：《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1960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于《人民日报》1978年7月1日。
[9]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10] “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11]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12] 见黄炎培著：《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49页。
[13]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14] 毛泽东：《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1948年1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5页。
[15]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8页。
[16]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
[17]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0页。
[18] 例如美国社会对堕胎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几十年的讨论和争议，但至今没有统一认识。参见林达著：《总统制靠不住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99-306页。“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一切问题的可讨论性，以及讨论的激烈和深入程度。……对于一切与民众密切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大家面前全方位地彻底摊开。各方面的利弊，有可能发生的前景，都使大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然后，请人们自己做一个选择。选择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去投票站投下自己的一票。”见该书第3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