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民主人士在一起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讲话中多次论及民主问题，但其含义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有时他讲的民主是一种民主咨询，有时又等同于民主监督，有时则是指民主权利，建国后他将民主解释为小民主，甚至大民主。厘清毛泽东的这些民主论述，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理解毛泽东的民主观，进而理解毛泽东的治国理念和思想。
一、毛泽东常把民主理解为民主咨询、民主讨论（不是民主决定）
毛泽东在很多场合都把民主解释为民主咨询，民主就是要倾听群众的声音，要让人讲话：“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1]“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2]“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3]这种咨询性的民主通常表现为听取不同意见，集思广益，如他在军队中倡导“军事民主”：“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在连续几天的战斗中，此种会应开几次。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证明只有好处，毫无害处。”[4]
毛泽东的“让人讲话”、“同群众商量办事”，“发动群众讨论”不仅包括听取群众意见，也包括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他在1957年以前多次强调要礼贤下士，尊重社会贤达。“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5]“我们共产党的参议员，在我们这样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参议会中受到很好的锻炼，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针对着这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志而说的。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6]“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7]
1960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的报告，他举例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8]
从谏如流、广纳人才、礼贤下士、集思广益，这种“民主”其实只具有民主咨询、民主作风层面的意义，与作为制度的民主制（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制度）并不是一回事。这种民主作风不能说没有意义，但由于缺乏制度的保证，因此从长远看是靠不住的，更重要的是，它很容易与人治相结合。毛泽东本人后来也成为自己曾经批评的对象，不仅仅是毛泽东，党的许多领导人在重大问题上往往也“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以为“有军队和政权在手”，就当然地“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自己的决定去做，对非党人士只是象征性的“说服”一下，至于你说得对不对，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没有好处，由我们来定标准，下判断。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没有制度保障的道德教育、礼贤下士、集思广益，是不可能有长久生命力的，民主首先应该是一种制度，民主只有制度化、法律化才能真正发挥其功能。
在毛泽东对“极端民主化”的批评中，也反映出他对民主的认识局限。他批评的“极端民主化”是“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9]在我们今天看来，民主当然是应该“由下而上”的，“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不是太民主了，而是民主的还不够，真正的民主就是群众讨论、群众决定，群众先讨论后决定（直接民主），或群众选举领导人做决定。毛泽东1929年这样说时主要针对的是红四军，[10]民主制度不适宜军队是世人公认的，但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民主的理解显然有偏差，他把“让群众说话”理解为民主，这样的民主（实际上是民主咨询）他是赞成的，但真正的民主（群众决定）则被他认为是“极端民主化”，是不能接受并需要予以清除的，因为这种民主排除了“集中”，削弱了党的领导。“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