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整风”运动与小民主
整风是“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曾在1942年、1950年、1957年进行过3次”。[31]毛泽东说：“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32]可见“整风”与“批评、说服教育”不完全一样——多了一个“自我批评”，即被批评者要有所“表示”（没有沉默权），这个表示也不能是反驳、辩论，不能据理力争，而必须是检讨——自我批评就是批评自己，也就是一种检讨，因此整风的方法就是批评者有批评的权利，被批评者有自我批评的义务。至于批评者的批评是否“摆事实，讲道理”，当然不是由被批评者评判，也不是由法律、党章事先定出标准，而是由批评者来判断、因而也就基本上等于没有固定统一的判断标准。而是否需要整风、何时整风、整什么风、在整风中谁是批评者、谁是被批评者，在整风之前已经基本敲定，如“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33]
在毛泽东1957年7月的论述中，整风已经超出了“党内”的范畴而进入到全社会：“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在毛泽东看来，适用于党内的整风理所当然地也适用于党外，“为什么通用整风这个口号呢？这是因为整风的口号较易为多数人所接受。我们向人们说：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尚且进行整风，难道你们不应当整风吗？这就十分主动了。”而实际上党内和党外是应该有区别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是先锋队，是领导者，应当有更高的觉悟、更严格的要求，更强的组织纪律，定期整风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并不能从中推论出全社会也应该整风，党外人士、一般群众应该拥有更多的自由、更大的活动空间、更宽松的社会环境。在毛泽东的表述中，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尚且”进行整风，“难道你们不应当整风吗？”这其中似乎表明了一种不平等地位：我们是领导者，“尚且”进行整风，你们这些被领导者不是更应该整风吗？我们即使不整风也是可以对你们整风的，何况我们现在自己带头整风，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其中的潜台词甚至反映出领导阶级本应该享有更多自由的这种特权意识；同时也在不经意间透露出整风即整人的意思：我们连自己人都整，难道你们不能整吗？因此，很自然地，他把整风分为两种：“其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34]可见虽然“通用整风这个口号”，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进行整风”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整风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整顿作风的问题”；后者是解决敌我矛盾，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整风的重点是后者。结合毛泽东这段话的历史背景（1957年7月已经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35]）来看，两种整风之间是可以转化的，即开始鸣放时是在人民内部进行的，是让人民群众（包括知识分子）鸣放，给党提意见，此时是将提意见者作为人民对待的，但鸣放的内容超过了当权者容忍的界限时，人民内部矛盾随时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两类矛盾之间的这种任意“转化”使得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可避免。由于没有法律的事先规范，当权者的态度可能开明一时，却不可能开明长久，40年代打江山时还比较开明：“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36]50年代末坐稳江山后就不那么开明了，同样的批评意见就成了“向党猖狂进攻”，“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这种“整风”事实上已经超越了小民主而奔向大民主了。
毛泽东对两类性质矛盾的界限，在理论上抽象论述时比较清晰，如：“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37]但具体运用时却相当混乱，如“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38]其中“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虽然也是“批判”的对象，但明显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明显属于敌我矛盾，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作为“批判”对象，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则不十分明确，从“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这句话来看，似乎有点超出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但从“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仍然是进行‘说理’斗争”来看，还是应基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后一句“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又似乎表明，不仅是“地富的反革命行为”，而且“动摇的富裕中农”都涉及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斗争肯定是敌我斗争，其中“地主富农”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似乎是没有争议的，因此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主要是“动摇的富裕中农”的问题，所以才需要将批判的“主要锋芒”对准他们，这样看来和“富裕中农”的斗争才应是农村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其性质也就应属于敌我矛盾了。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正式发表于1957年6月19日），毛泽东在理论上较为清晰地阐述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特点和不同的处理方式，[39]但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对不同矛盾的表述却如此混乱不清，[40]可以看出毛泽东两类矛盾的理论并没有顺利通过实践的检验，这套理论还没有成熟、定型，后来又被阶级斗争理论取代了，阶级斗争理论固然不可取，但两类矛盾的理论是否可以重新捡起而为新时代所用，令人怀疑。
五、毛泽东有时把民主视为解决敌我矛盾的一种手段（大民主）
毛泽东曾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41]一种进行斗争的手段，战胜敌人的手段。
“大民主”一词是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出现的，毛泽东说：“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我们的确是爱好的。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的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付资本主义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就它的性质来说，也是对付资本主义的。我们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动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主要是贫农下中农首先组织起来，上中农也只好赞成。至于资本家赞成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那是因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来，工人群众又在底下顶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这样。”[42]“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再来一个‘五反’，他们是不赞成的。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43]“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44]
在毛泽东的这段论述中，大民主有三个功用，一是在夺取政权中的作用，用大民主“对付阶级敌人”。“我们”“发动群众”是民主，是为了斗蒋介石，斗地主阶级、斗资产阶级，“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等，这是指当年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用枪杆子打天下，这其中的“民主”主要体现为“人民战争”，人民投身革命，支援革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45]二是在巩固政权中的作用，用大民主“对付资本主义”。如“三反”中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也是“斗资产阶级”，[46]以及“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本家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被迫“赞成社会主义改造”，还有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异己者”，如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他们已经被视为新的斗争对象——因为他们本来就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在毛泽东的论述中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是并列的——“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这类大民主虽然没有用人民战争的形式，没有动用枪杆子，但它是以“人民政权”为后盾的，是用“大民主”的方式（发动群众）处理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三是用大民主对付党内的“官僚主义”。对于那些“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的干部，“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毛泽东对此“最赞成”。可见1956年毛泽东已经把党内官僚主义与阶级敌人、资产阶级相提并论，这是极其超前的“预见”（注意这是在1957年反右前的1956年说的）。到文革后期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