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有时将民主理解为民主监督
1945年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如何跳出历朝政权“兴亡”的周期率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2]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对民主的理解，一是把民主理解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即民主监督；二是“人人起来负责”。“人人负责”中的“人”是指监督者(群众)还是被监督者(干部)？即，是指群众要人人负监督之责，还是指每个政府干部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笔者倾向于前者，因为这样和前一句（“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之间才有一种联系性，同时每个官吏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也并不是民主社会才有的要求。因此毛泽东理解的民主基本上就是民主监督（“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而不是民主决定，似乎也不包括民主选举（至少在这一经典对白中不包括）。
民主监督是民主的一部分，但不是民主的全部，如果将民主理解为仅仅是民主监督，无疑是以偏概全，缩减了民主的内涵，弱化了民主的意义，因为在开明专制下也可能有一定的民主监督。没有民主选举、民主决定，只有民主监督，这样的民主是不完整的，其监督也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监督，而可能只是表现为民众监督。民众监督强调的仅仅是民众是监督的主体，而民主监督不仅强调监督的主体是民众，而且这种监督应是体制性的，如舆论对公权力的批评作为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公众集会表达不满情绪的权利都有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国家权力有公开政务的义务，人民有知情权，人民通过其代表对国事的监督是经常化、制度化、法律化的。
三、毛泽东有时将民主等同于权利
毛泽东有时候把民主理解为权利，如前所述的“让人讲话”，允许群众展开讨论，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类似于言论自由，而不能完全等同于民主。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前提，但不是民主本身，既不是民主决定，也不是民主选举，而只是民主决定和民主选举的条件和基础，民主决定和民主选举一定要有言论自由做前提，没有言论自由，民主决定和民主选举将无法进行，但有言论自由不一定就等于有民主。言论自由与民主涵义中的民主监督较为接近，如新闻自由、群众评议都与言论自由非常类似，但也不是完全等同，民主监督还包括集会请愿、汇报制度、罢免弹劾制度等多种形式。
毛泽东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3]“关于经济民主，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关于军事民主，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应当相信，士兵对于一切好的和较好的干部是不会不加爱护的。”[14]
这些确实是红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但它们并不是“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是对士兵人身权、人格权的保障；“官兵待遇平等”，是经济平等的表现；“官兵互教，兵兵互教”是军事训练中的官兵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是表达意见的权利；“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是控告检举权；“经济公开”是一种知情权，是经济民主的前提（就像我们今天政务公开是政治民主的前提一样，但公开不等于民主，公开只是民主的条件）；只有“士兵代表协助首长管理伙食”属于民主管理范畴，是民主的一种表现——但士兵选出的代表只是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因此这种民主管理也是打折扣的。不可否认这些措施在当时极大地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使他们在精神风貌上判若两人，“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但这只说明尊重士兵、保障士兵的基本权利能极大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不意味着实现这些权利就是实行民主。毛泽东在论述这些问题时反映出他对民主和权利的区别是不清楚的，虽然我们不能对那个时代的领导人过于苛求，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他们，但我们至少从中明白了在建国后，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为什么会在民主问题上有重大失误。我们不是在追究某个人的责任，而是想对我们的错误追根溯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