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只要是斗争对象，不论是蒋介石，还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或者“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乃至党内官僚主义者，都可以用大民主的方式去对付。但在上述斗争对象中明显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官僚主义应属于政府和人民的矛盾，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此外“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也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48]而人民内部矛盾在性质上与敌我矛盾是有本质区别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需用不同的方法解决，[49]因此用同一种方法（大民主）解决上述所有问题（包括敌我矛盾也包括人民内部矛盾）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也不符合，是混淆两类不性质的矛盾。“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50]那么大民主属于“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还是“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呢？“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是“斗”蒋介石，“斗”地主阶级、“斗”资产阶级，是“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肯定适用的是“强制的、压服的方法”，那么对“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乃至党内官僚主义者，应该适用什么样的方法呢？从实际情况来看不是或不完全是“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更像是“强制的、压服的方法”，也就是说把这类人民内部矛盾也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了。“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51]而大民主显然不是相对集中而言，而是与专政密切相关，是用“大民主”的方式（发动群众）对敌人专政，因此大民主成为解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通用的武器。既然适用共同的武器，那么两种矛盾的界限就势必模糊了；或者在毛泽东的潜意识中，那些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属于敌我矛盾的，比如与知识分子、商业阶层、富裕中农、民主党派的矛盾。
在毛泽东上述关于大民主的论述中，大民主虽然可以应对各种敌人，但作为对敌斗争的手段其表现方式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第一种大民主是共产党作为反对党发动群众，对敌斗争的形式是军事斗争，这种大民主是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第二种大民主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发动群众，对敌斗争的形式是以群众运动配合政府实现镇压职能；第三种大民主是共产党的领袖作为最高领导人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对敌斗争的形式是发动群众整党、炮轰党、再造党、重塑党。三者之间有极大的差别，而毛泽东却用同一种方法（大民主）解释之，不免有粗糙之嫌。而理论上的粗糙必然导致实践中的粗暴，法治的要求恰恰在于有精致而稳定的法律规范以及一批严谨而独立的执法队伍。
六、毛泽东民主观的基本特点
“大民主”与“小民主”是毛泽东民主观的核心（尤其是大民主），是毛式民主的鲜明标签，让人讲话、民主监督、民主权利都可被涵盖在其中。“大民主”与“小民主”都有发动群众、让群众广泛参与的特点，但也不完全相同，笔者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首先，“小民主”在规模上一般较小，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的（如单位内、党委内），参与人数较少；而大民主的规模往往比较大，参与人数较多，如在社会上或单位的整个系统内展开。其次，“小民主”的方式相对温和。小民主是“毛毛雨”，“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针对的是“犯错误的人”，态度上相对温和友善——“保护他又批评他”；而大民主是狂风暴雨，激烈甚至残酷，是毫不留情的阶级斗争，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进行专政。如果说小民主是一种内部的批评，那么大民主往往是公开的批斗。但“大民主”与“小民主”在毛泽东那里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阐述的很含糊，这种理论上的似是而非必然导致实践中的混淆混乱，由此给人民造成的损害是触目惊心的。
毛泽东的民主观，不论是小民主还是大民主，都是不正常的民主，甚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主——虽然它们也并非一无是处。
（一） 毛泽东的民主之“民”
毛泽东的“民主”之“民”包括一切小人物、老百姓、穷人、地位卑微者、弱势群体，等等。毛泽东的民主是穷人的民主，不是富人的民主，也不是穷人和富人共同的民主（不是共和），而是广大穷人对少数富人的剥夺。
在官与民的矛盾中，毛泽东常常为民抱不平，向着小人物说话，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种不护短、向官僚主义开火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令习惯了官官相护的老百姓倍受鼓舞，既温暖又感动，时至今日仍然被许多人念念不忘。毛泽东抨击官僚主义时语言犀利，慷慨陈词，义愤填膺，令所有反感、痛恨官僚主义的人都大呼过瘾，大快人心。“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52]“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53]“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54]毛泽东与那些一旦掌权就害怕民众的官僚相比确实有明显的不同，对“群众上街”毛泽东不但不怕，还很善于因势利导，加以利用，为其服务。毛泽东充分肯定群众发明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肯定他们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肯定民众的集会游行示威自由，肯定群众有参与国家大事的权利，有斗官、罢官的权利。这是毛泽东民主思想中比较有积极意义的一面，是我们今后在民主建设中可以适当借鉴的因素。如果连这种充分的人民参与也予以否定，我们就可能走向反民主。民主需要法治，法治也需要民主，只有法治没有民主也不可能真正走向宪政。
虽然很多人都反对毛泽东式的民主，但似乎难以否认那是一种民主——“大民主”也是民主，因为在毛泽东发起的运动中群众确实前所未有地发动起来了，大家（不是个别人）情绪高涨，积极投身于运动，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充满“活力”，领导靠边站，群众说了算，这确实看上去很像民主。
笔者认为，毛泽东把民主理解为人民“参与”是有片面性的。“人民参与”往往表现为广泛动员，人数众多，因此颇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气氛，这种“民主”确实具有群众性，公开性，它明显有别于组织机构的正常运转规章制度按部就班的操作，体制的规范运行。但毛泽东的民主只是“人民参与”，而“人民参与”不等于就是人民民主，“人民参与”是人民民主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如果人民连参与的权利都没有，那么人民民主肯定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实现了“人民参与”不等于就实现了人民民主。
“人民参与”有直接民主的色彩，如都是人民亲临现场，集体性地直接表态，但“人民参与”与直接民主也有明显不同。在直接民主中，人民不但参与，而且亲自作出决定，而人民参与则不一定。有时候是“人民参与、人民决定”，有时候是“人民参与、领袖决定”，前者是直接民主，后者不一定是民主：如果领袖是人民选举产生的，那么“人民参与、领袖决定”就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55]如果领袖不是或不完全是选举产生的，那么“人民参与、领袖决定”就只是开明专制。应当指出的是，人民选举应是定期的，而不是一劳永逸的，把人民的一次选举结果或者某个时期的支持拥护当作永远的授权，是政治权力的僭越。
在毛泽东看来，组织机构的正常运转，规章制度按部就班的操作，体制的规范运行，这些都是官僚主义，老爷作风。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明显过于偏执。组织机构、规章制度、体制运行，这些确实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应当承认世界各国的管理体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官僚主义，我们的体制机构中官僚主义尤其严重，但因此而否定体制机构存在的必要性，进而要全面打倒，彻底推翻，完全用群众组织取而代之，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反映了毛泽东作为浪漫主义诗人与国家最高领导人所需要的务实精神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理想主义的民主不符合现代社会组织的管理规律。官僚主义要反对，要克服，但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并没有带领群众理性地去做制度上的分析，措施上的改进，没有引导人民和平地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沟通协商，没有促成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理解与融合，而是赞成“打扁担”，“打石头”、“闹事”，“文攻武卫”，甚至挑起群众斗群众、挑起干部斗干部，挑起群众斗干部、挑起干部斗群众，在领导和群众之间、穷人和富人之间、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极力挑拨离间，煽风点火，助长人们的偏激情绪，激起人性中的恶。[56]这样不但不可能改进官僚主义，还会使旧的官僚主义变本加厉，同时滋生新的官僚主义，它们更赤裸裸，更凶残，更无情无义，文革后的党风、社会风气、人心比过去更坏更糟，已经说明“大民主”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实验是失败的，教训惨痛。毛泽东的大民主不是走向团结，而是走向分裂，文革不仅使共产党几乎分裂（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直至1976年一派用武力解决了另一派），也几乎使人民分裂（群众以反对还是支持当权者而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并势不两立）。克服官僚主义是很复杂的问题，其中最基本的措施就是要实行法治，客服官僚主义当然需要民众参与，但不是民众取代组织体系就能简单解决问题的。
“人民参与”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批评建议、协商沟通、媒体报道、座谈会、上访、请愿、示威、集会游行、罢工、选举投票，等等，毛泽东明显偏爱其中激烈的参与方式，这和毛泽东个性中的好斗有关，也和毛泽东靠枪杆子打出天下的经历有关，亦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有关。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也和官僚主义势力的强大有关。
（二）毛泽东的民主之“主”
毛泽东强调“民主”的“人民性”并没有错，这是毛泽东民主思想中的精华，问题在于“民主”有“民”的一面，还有“主”的一面。“民主”之“主”意味着人民有权“做主”，这可能是民主更重要的一面，“民主”之“民”是民主的主体，“民主”之“主”是民主的行动，民主不仅应有“民”的广泛参与，而且民还要“做主”——参与不一定是做主，参与也可能是陪衬。
在毛泽东的民主中，群众往往是被发动的，被领导的，被动员的，虽然他们有时也积极参与、热情洋溢、兴高采烈（并不完全是消极被动），但他们始终是舞台前面的一大群演员，并不能真正当家作主，群众运动之所以不是民主，就是因为在群众运动中，“发动群众”是其主要特色，发动者（党或领袖）是主动的，群众是被动、被发动的，因此不是群众做主，而是发动者做主，群众只是参与。。如他曾明确说：“农村中也要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这应当在上级派有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农村整风的条件下，逐步推行。”[57]即农民的“鸣放”也是有“善”和“不善”的，对前者可接受，对后者要“批判”（他用了“批判”这个词，而不是“批评”或“说服教育”，更不是“解释”）。那么谁来判断“善”还是“不善”、进而决定对其接受还是批判呢？很明确是“上级”派的“工作组”和主持整风的“当地干部”，即强调农民的鸣放是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58]对于群众中某些人试图独立思考，不跟风，不盲从，想真正自己“做主”，如遇罗克、张志新之类，毛泽东总是将他们视为异类而坚决地清除出局，他不喜欢有思想、有独立见解的群众。今天许多怀念毛泽东的人只看到毛泽东痛斥官僚主义的一面，替老百姓说话的一面，对走资派毫不留情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他对任何不同意见都难以容忍的一面，对群众中不听话、不服从的人绝不手软的一面，对知识界、新闻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残酷改造的一面。如果要紧紧跟随毛泽东，就要在思想上做他的奴隶，就不能有自己的任何思想而必须永远对他效忠，与他保持高度一致，在自己的思想与他的思想发生矛盾时永远都要检讨自己，修正自己，而永远不能怀疑他，更不能反对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