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分析人士仍无法准确地定义中美关系的现状。其中一人最近对我说：“不是热战，不是冷战，而是凉战。”

　　领导人、外交家和分析人士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无法对中美关系下一个简单的定义。目前各方给出的定义五花八门，从“战略接触”、“战略合作”和“战略竞争”，到“作为负责任全球利益相关者的中国”。

　　这些定义的问题在于，它们对中国人几乎毫无意义。如今，切中中美两国政府要害的一个说法是“战略信任赤字”，指的是存在于中美之间的隔阂。如果不加遏制，这种隔阂可能破坏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信任赤字”对中美双方都是个隐患。网络间谍和网络战，海空军重兵部署的中国东海和南海紧张局势日益升级，朝鲜半岛局势日益紧张，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在叙利亚问题上陷入僵局，这些问题都反映出中美之间存在“信任赤字”。

　　美国总统巴拉克 奥巴马(Barack Obama)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前举行的工作高峰会之所以意义重大，原因就在这里。在此之前，中美之间不存在一种政治高层对话机制，来解决这些以及其他明显对地区和全球秩序构成挑战的棘手问题。

　　中美首次元首峰会（以及预计以后还会陆续举行的此类会晤），终于让双方得以构建一种这样的机制。事实上，除非中国国家主席本人（同时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亲自与美国总统进行谈判，否则，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将维持中美关系的现状。美国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有权在谈判中提出战略主张，但中国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连中共的头250号人物也排不上。中国只有国家主席（在与其他6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商之后），才可以在真正重大的问题上提出主张。

　　尽管在各自的政府内都面临阻力，但中国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都决定，打破过去40年间主导中美关系的外交惯例，举行一次工作高峰会，摒弃元首访问中常有的隆重仪式。这本身就是一次胜利。更重要的是，中美双方私下里都对首次元首峰会的氛围、交流深度和内容感到满意，都没有期望峰会能够交出一份“成果”清单。在场者中没有人视此次峰会为“网络战问题峰会”——如美国媒体所说的那样。【更多】

　　如果你认为中国崛起毫无疑问会让海外游子扬眉吐气，那么你仔细想想、认真看看之后,也许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其实，中国经济崛起在给海外华裔带来更多机会的同时，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夹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华人，是一群看似两面风光实则双边受挤的尴尬人。

　　2013年5月20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纽约检察官起诉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副教授朱宇东等三人，控告他们受贿于中国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把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核磁共振造影技术泄露给中方。朱还被起诉在申请和使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过程中伪造证据。这两项都是重罪，前者可能导致最多五年刑期，而后者可能导致最多20年牢狱之灾。

　　据美国的起诉书，朱宇东也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引进人才，是该院相关研究团队的核心成员，是一个典型的在中美之间穿梭的“海鸥”。这个案件虽然被广泛报道，但对此关注的人似乎并不多，评论者中不乏幸灾乐祸、冷嘲热讽。然而我认为该案有几个重要启示：

　　第一、美国对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侵权的防范，从早期的国家安全，以及随后的商业机密，扩展到了原本比较开放自由的学术领域。

　　第二、中美之间的人才争夺到了一个非此即彼的阶段，那些以为可以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东西逢源的“海鸥”们，选择的时刻到了。抱有侥幸之心、两边通吃的做法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第三、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需要检讨人才政策；一些中方用人单位也需要改变其操作，避免陷人于不法不义，甚至毁灭他人的事业、人生和家庭。【更多】

　　美国国家安全局前特工爱德华·斯诺顿在香港全力揭露美国政府监听和跟踪美国公民电话、电邮等电子通讯一事，已经不再成为简单的美国公民的个人隐私和自由权利争议，正在演变成为中美网络安全“口水战”的重磅武器。6月13日香港《南华早报》刊登对斯诺顿在秘密地点的专访，指责美国政府有组织和有系统地对“香港和中国大陆”采取网络黑客行动。斯诺顿的爆料，适时地暴露出美国对中国发动“网络战”的事实，揭示出了美国政府近半年多来密集地指责中国犯有“网络罪”（cyber-crime）背后的虚伪。然而，斯诺顿的横空出世，在给中美网络安全角力“添料”的同时，也给中美关系出了一道难题。北京和华盛顿究竟如何处理和对待斯诺顿，将直接考验刚刚结束的安纳伯格庄园中美首脑会晤的成色。

　　网络谍报战不是新名词。随着网络成为信息和通讯的主要载体，网络安全迅速成为国家安全的“新边疆”。世界各国、特别是信息技术发达和信息网络设施强大的国家利用网络和IT信息技术来进行情报搜集、人员跟踪和信息监控，已经越来越普遍。世界经济前30位的国家，大体也是网络空间技术使用最广泛的前30位国家。这些国家在网络空间提供的信息服务系统和信息交换平台，占据了世界人口总数90%以上的网络信息传送空间。尤其是美国、日本和欧洲的网络供应商和服务商，占到了世界信息技术市场份额的70%。结果是，谁能有效地监视网络信息交流，则意味着谁就能监视和影响全球的信息传送和交换。

　　各国防务和谍报部门最关心的是网络谍报战，即通过网络获取基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目的而想要获取的信息与咨询。但中美网络安全问题上的相互指责生动地反映了网络时代国家间竞争和博弈的新特点，网络技术手段为基础的对信息的监控、获取和利用能力，正在成为国家间竞争最为激烈的“看不见的战线”。

　　美国是全球网络技术和网络通讯方面最主要创新者、商用服务提供者和信息平台的终端控制者，美国也成立了世界上最早军事性网络司令部。美国“网军”的规模和技术能力无疑是全球顶尖的。但在斯诺顿在香港“横空出世”之前，没有政府官员公开暴露过美国政府的网络信息监控的能力和规模。世界对于美国政府的网络信息追踪和监视能力也基本处于猜测与假想的地步。

　　有了斯诺顿，网络世界的“美国能力”已经前所未有地清晰化。有了斯诺顿，网络世界几乎在一夜间“告别昨天”。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