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影响或导致苏联解体的众多原因中,民族政策及其实践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苏联曾经在立国之初主张民族多样化、民族平等,甚至到了人为创造已经消失了的民族语言的程度。短暂实施这个政策后,苏联开始推行了大俄罗斯主义的同化政策,并达到了高度的一元化,苏联国内各民族的语言、宗教差异基本消除。结果,这个政策不仅没有促进苏联的向心力,反而制造了不满乃至仇恨,急剧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强行推动族群融合
苏联成立初期,中央政府组织民族识别工作组,在全国各地进行“民族识别”工作,对不同的民族身份重新统计登记,并在升学、升迁、就业等各种场合的表格中要求填写属于哪一民族。但是,另一方面,从斯大林执政开始,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实行民族融合政策,对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强烈干预。为加快民族融合进程,弱化一些民族的民族意识,强制推行少数民族迁移原有的居住地,如1919年将7万名哥萨克人从北高加索迁往哈萨克和西伯利亚,1943年从高加索完全迁走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1944年2月迁走印古什人和车臣人,3月迁走巴尔喀人,5月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迁走,6月克里米亚的希腊人被从自己的家园赶了出去,11月格鲁吉亚的梅斯赫特突厥人与赫姆辛人被迁移。
斯大林要求非俄罗斯民族必须以“俄语”和“全苏文化”为基础,统一于苏联民族。在 1928年至 1931年,前苏联开展了一系列“文化大批判”,破获了大量所谓“孟什维克联盟局案”、“拯救乌克兰联盟案”、“沙赫特案件”、“工业党案”等,在文化界清洗了一大批学者、教授和专家,到 1930年代末,95.5%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92%的文艺创作团体、69%的普通文化教育团体、48%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学会都停止了活动,非俄罗斯民族文化发展陷入了低潮。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继续推行文化高压政策,压制各民族文化,非俄罗斯族的教育事业,报刊、书籍、电影、广播、戏剧等多数受到压制,甚至连欢庆民族节日和记载、回忆民族历史的行为也被取缔。
这引发了这些民族的抵制反抗,加剧了日后民族间的矛盾,民族之间的问题日益尖锐,民族同化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强行推行俄语教育
苏联宪法规定,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一方面,中央政府为展现国家的关心和优待,派出语言学家,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民族文字,推动语言发展的多样性。到20世纪30年代,先后为52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文字,用 67种民族语言进行电台广播,用 50种民族语言上演戏剧,用55种民族文字印刷
报纸,用46种民族文字发行杂志,用52种民族文字出版中学教科书。另一方面,苏共中央认为民族语言的创造和使用频次过高会强化民族意识,于是通过行政命令在全国推广俄语,限制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逐渐使俄语成为全苏联的通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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