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至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举行庄园峰会，各界对此突破性、开放性的双方高层互动充满了关切与期待，有些人甚至认为，双方元首如果能够从更高的战略高度，勇敢的面对挑战，规划未来的道路，他们有机会创造新的历史，这对中美关系、世界和平、区域安全都会有正面的助益。当然最好能够如此，但事后的发展果然证实，大家的期望可能高了一些。

　　持平而论，这次中美峰会的重点在于，让双方最高领导人从战略的层面，尝试探讨如何建立双方新型的大国关系，以相对较不拘形式，比较长时间的近身互动、彼此观察对方的行事风格、人格特质，了解对手是不是一个可以信任、能够打交道，值得尊敬的对手。既然中美关系的好坏会不只对双边关系产生影响，也会对两岸关系产生冲击，即使短期内未必能有任何具体成果，但大家还是不妨抱持乐观其成的态度。

　　这些年来，中美关系已经发展到错综复杂、利害交织的地步，两国互动、沟通的层面、管道与机制，从政治到经济到安全到文化多到不可胜数。过去美国一直强调，由于外界无法了解、掌握中国大陆的战略发展方向与企图，所以才会在国强必霸的误解下，产生中国威胁论的观点。美国及许多国家都希望中国大陆更能够展现其理性的一面，约束民族主义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上不但是参与者和获利者，也要担当起与其大国身份相当的责任，不能只享权利，不尽义务。部分观点并非全无道理。

　　其实，中美之间如果要合作，可以找出成千上万个必要，如果要冲突，也可列出许多的理由，未来的两国关系必然是合作中有争执，争执中会产生磨擦，但最后一定是以妥协的方式收场。中美关系其实是可敌可友、是敌是友、非敌非友的辩证关系，中美关系即使再好，也不可能好到水乳交融的地步，再坏也不可能坏到关系破裂。毕竟以今天的局面来看，双方都承担不起对抗、双输的结果。简单的说，即使改变思维与做法，问题依然无解，双方关系斗而不破将是最好的写照。过去如此，将来如是。

　　台美关系的上限和下限

　　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台北一直强调中美台三边关系，投注了大批人力、物力，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与了解，但在这个不对等的三边关系中，台湾居于最弱的一环，一有风吹草动就要担惊受怕。其实，放开胸怀，就像中美关系一样，美台关系的改善与变化也有一定的上限与下限。台美关系再好也不可能让双方恢复外交关系，再坏也不可能让美国出卖台湾，因为这并不合乎美国的国家利益。华府只希望两岸维持现状，降低紧张，双方和解而不合作，而这一切都是出自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更多】

　　

　　就美中关系历史上一次相对乐观的接触而言，加利福尼亚的阳光之乡被证明是一个合适的场合。在习近平主席刚刚开始10年掌舵，而巴拉克 奥巴马(Barack Obama)刚刚过了主政的中点之际，时机也不错。

　　两位领导人在上周末举行了近8小时的会谈，包括两人单独在安纳伯格庄园漫步50分钟。这种个人之间的相处本身就证明此次峰会是值得举行的——对习近平的前任、从不偏离谈话要点的胡锦涛来说，这样的非正式安排是不可能的。

　　一些迹象表明，未来会遇到各种困难——网络战、大国“势力范围”、经济失衡，还有朝鲜。但双方有深化和增加对话的意愿。到习近平结束任期时，中国几乎肯定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到那时，中国还将收窄曾经相当大的中美军事差距。有很多理由说明，两国确立对话机制至关重要。如果峰会本身就是一个信息，那它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两人还在一些实质性的领域取得了适度进展。最重要的是同意举行常态化的两军商谈，迄今两军接触引人注目地缺席由乔治 W 布什(George W Bush)开启的年度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往，美中军事关系屡次由于北京方面对美国对台军售感到震怒而脱离正轨。对于奥巴马政府的所谓转向亚洲、以及其对声索南海有争议群岛主权的其它国家（尤其是菲律宾和越南）的支持，也存在深层次的紧张。北京有许多人，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都曾谈到中美对抗“不可避免”。类似的预感在华盛顿也十分常见。这正是为什么两军之间需要进行常态化的对话。

　　习近平对“大国”关系的强调突显出紧迫性。它传递出中国方面对于美国在亚太区增强海军实力的疑惧。五角大楼和中国军方对于彼此世界观的了解，应当像冷战时期的美苏那样密切。

　　围绕网络战的紧张不断升温，构成了增加直接对话的又一个紧迫理由。奥巴马向习近平提供了具体资料，包括日期和地点，说明中国黑客从美国企业窃取知识产权。他还表明，美方对于中国政府据称支持网络盗窃的关切，如今是两国关系中的中心议题，而不再是一件附属的事。不过，奥巴马发出的信息被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数据搜集和分析行动所引发的尴尬局面冲淡，这些行动的规模细节在上周峰会前夕曝光。为保卫国土而从事间谍活动，与使用网络武器伤害你的竞争对手——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NSA爆料的深度之大，迫使奥巴马收窄其对习近平的抱怨，这有违其初衷。他将自己的抱怨主要局限于他所称的“通过网络进行的经济盗窃”。世人有足够理由担心美中之间开打网络战的可能性。这也应当成为两军对话的核心内容。

　　美国有很多人曾希望，两位领导人能够达成一套新的原则性准则，呼应1972年的《上海公报》(Shanghai communiqué)，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 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藉此恢复美中关系，改变了冷战进程。但那种希望从一开始就过于雄心勃勃了。多年来，美中对话一直是断断续续的，有时甚至是类似于自闭症的。

　　如果奥巴马和习近平能够扭转这种局面，那将确实是进展。 【更多】

　　虽然中央政府对使用刺激措施来提振经济依然持谨慎态度，但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却在积极上马大项目，从而加剧了外界对于此类投资大量浪费资本并造成债务规模膨胀的担忧。

　　目前并不清楚这些包括高速公路、地铁在内的各种项目最终将如何获得融资。但地方政府对大投入大项目如此热衷，这也表明中央政府想要实现中国经济再平衡、降低对于大型投资计划依赖度的目标并非易事。

　　到目前为止，共有16个省和2个直辖市政府自第二季度初以来发布了公告，宣称投资项目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敦促下级政府尽一切可能加速推进未来几个月的资本项目，这些省市的经济规模大约占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60%以上。

　　目前外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时间延长的担忧不断加剧。据上周末公布的5月份经济数据显示，当月出口、投资和工业增加值的表现呈恶化趋势。鉴于工业增加值低迷，再加上新一届领导人明显表露出来的对于低增速的容忍，促使巴克莱(Barclays)中国经济学家常健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7.9%下调至7.4%，低于政府7.5%的目标。

　　据政府网站发布的公告称，浙江省省长李强在4月份召开的有效投资行动计划暨重点建设项目推进大会上强调，投资尤其是有效投资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经济调控手段。

　　投资往往会在领导层更迭的年份加快，因为新上台的领导人为了推动经济增长、提高自身民望，通常会启动新的项目建设。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003年上一次领导人更迭之时，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之前一年的16.9%提高到27.7%。浙江省政府表示，未来五年将重点推进1000个以上省级重大项目，涉及基础设施、水利、汽车制造，带动实现全社会投资人民币10万亿元（合计1.6万亿美元）以上。2012年，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总计人民币1.7万亿元。

　　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则在5月份的经济研究会议报告中表示，必须要抓住机会，确保至少半数投资任务能够在上半年完成，这意味着必须要推进一些重大项目。广西自治区政府承诺立即推进至少人民币1200亿元的项目。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提议的所有项目都会开工建设。在很多情况下，资金依然是个大问题。出于对2008年后贷款潮引发坏账加剧的担忧，许多国有银行并不愿意发放贷款。

　　花旗集团(Citigroup)经济学家丁爽表示，计划仅仅是计划，他并不认为地方政府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资金。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中国信贷投放量一直在增加。今年1-5月，中国社会融资总规模达到人民币9.1万亿元，同比增长51%。社会融资是一个广义的信贷指标，包含了企业债券、非正式借贷等各种融资活动。

　　各级政府正在想方设法为项目融资。今年4月，云南省等几个地方政府约见当地银行争取资金。云南省网站上的一则公告称，该省今年计划向铁路、城市建设等重点项目投资人民币1,668亿元左右，其中超过四分之三将通过银行贷款解决。

　　3月份上台的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眼下似乎愿意容忍经济增速下降，以纠正经济过快发展时期遗留下来的失衡问题。回到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势必要付出代价。

　　举债将进一步加重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引发对政府还债能力和银行系统不良贷款增加的担忧。中国审计署周一发布的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底，上海、天津、重庆等36个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达到人民币3.85万亿元，较2010年底增加了12.9%。

　　地方政府计划加大投资支出也出现在人们对资本配置效率低下、存在严重浪费的担忧日盛，以及希望私营部门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重要作用之际。【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