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5月28日电（评论员　文睿）5月19日至2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展开他首次外交之旅。在首次出访中，李克强选择新兴经济体印度、传统外交盟友巴基斯坦、世界金融中心瑞士以及老牌工业强国德国。李克强总理的首此外访，呈现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全方位的外交格局，展示出注重睦邻友好、欧亚平衡、全球布局的特点，体现出中国外交成熟、自信、务实的风格，对中国外交发展具有重要的风向标意义。

　　一、继续与邻为伴，强调与邻为善。

　　李克强总理首次出访，从访问行程安排来看首先到访中国重要的邻国印度与巴基斯坦，凸显出中国长期以来重视与周边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外交传统。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数量最多的国家，如何处理好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历来都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着力点，也是备受中国社会公众关注的重大外交课题。中国自上世纪倡导并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数十年来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路线，特别是重视并发展与周边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始终没有改变。

　　在中国周边邻国里，印度和巴基斯坦是中国重要的伙伴国家。李克强总理将此次外交之行的第一站确定为印度，具有重要的意涵。中国与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数量第一和第二的国家，而且随着近年来两国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两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目前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印度在新兴高科技产业方面也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印两国同为发展中国家，而且各自的经济体量不断增长，两国在经济合作领域空间广阔。李克强总理选择印度为第一站，正体现出中国新一届政府对中印关系的高度重视，两国都希望进一步加强在投资、贸易等领域的合作。目前中印经贸合作还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中印经贸交往规模和水平与两国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市场容量并不相称，双方在经贸合作领域仍有很大互补和拓展的空间。访问中，李克强总理除了与印度总理辛格举行会谈外，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李克强还在孟买出席了中印企业家峰会，进一步加强双方企业界的对话与合作。

　　除了经贸关系，中印另一个重要议题无疑是边界争端问题。中印间因边界争端问题曾于1962年爆发过边界冲突，尽管双方进行了15轮谈判，但两国之间的边界纠纷仍未解决。而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有助于双方在边界危机问题上进一步增进互信，加强分歧管控，从而在这一重要而敏感的政治问题上缓解矛盾，从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进一步维护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讲，中国外交主动出击，缓和并化解与周边邻国的固有矛盾，稳定周边局势，为自身发展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更具战略意义。【更多】

　　人们不用多少分析能力，就知道“占领中环”发起人提出，既要“和平”又要造成“瘫痪香港”的矛盾。2017年的特首选举仍未开展咨询，港人关心并且开始讨论是合理的，不同的意见可以提出来，经过交流找出中央政府及大多数港人能够接受、符合《基本法》的政制发展方案。那些不着边际、缺乏逻辑的空想不要也罢！

　　戴耀廷提出“占领中环”的行动是号召一万人以上，愈多人愈好，堵塞中环要道，以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的活动。届时的情景会如何？

　　香港是一个很繁忙的商业社会、金融中心，参与商业及社会服务的机构不可能听命于戴耀廷的指令不开工，于是由早上八时开始，大量人群便如常以各种交通工具、特别是以地铁去中环上班，如果戴派人在地铁堵塞出口，必然引致冲突、秩序大乱。在两股力量直接交锋下，极大可能出现互相对抗、甚至受伤，警察介入、采取行动是理所当然的事，和平也者，没有可能！

　　由于“占中”行动打击面大，必然有相对庞大的反对力量，粉碎其封锁。如果戴耀廷等只和平静坐不反抗，在大量人群由地铁涌出时，必能冲破其封锁，工商活动一切如常，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的目的便落空。

　　在戴耀廷的号召下，以目前香港的社会状况，相信能结集数以万计的人不难，很多人会采取激化行动，甚至有酿成伤人、暴动的可能！

　　如果真的按戴的虚拟情景实施“占中”，所需的组织力、人手、资源及时间不容低估，但目前出头的人却缺乏驾驭及号召的能力。人们不用多少分析能力，就知道既要“和平”又要造成“瘫痪香港”的矛盾。【更多】

　　中国历朝历代的种种暗杀、政变、兵变，发动者无不是将自己代入“得民心”的角色，将自己树立成“正义”的化身。眼前香港正在上演的“占领中环”运动，尽管其口号与方式略有不同，发动者也有不同的政治包装，其本质与历史上众多“政变”没有区别。但“占中”策划者更聪明之处在于，巧妙地“批量”制造民意，并以民意代表自居，意图以这种近乎恐吓的“最小的代价”去达到“最大的政治利益”。

　　一场政治运动能否获得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得到民众的支持。所谓的“得民心得天下”，中国历朝历代的种种暗杀、政变、兵变，发动者无不是将自己代入“得民心”的角色，将自己树立成“正义”的化身。眼前香港正在上演的“占领中环”运动，尽管其口号与方式略有不同，发动者也有不同的政治包装，其本质与历史上众多“政变”没有区别。但“占中”策划者更聪明之处在于，巧妙地“批量”制造民意，并以民意代表自居，意图以这种近乎恐吓的“最小的代价”去达到“最大的政治目的”。但如果细究“占中”整个运动的策略，便能发现，反对派所谓的民意支持，根本是一座浮沙之城，经不起任何考验。

　　制造民意 混淆视听

　　一、“占中”的抗争主体。从西方政治学的“社会抗争”理论去看，可被理解抗争政治的主体有三个要点：一，必须是集体行动者；二，集体行动者是体制外的参与者。因为抗争者不能够进入体制内通过政党组织模式或者利益集团来获得影响决策的机会，因此抗争是他们的唯一政治资源。三，集体行动者具有一定的认同感。抗争者为了特定的公共诉求集合在一起，并形成了暂时的团结一致，从而促成了政治抗争行为。然而，“占中”当前所做的，不过是利用2017年普选特首咨询尚未展开、社会尚无形成主流民意之时，将一小部分的反对派支持者民意描绘成巨大的抗争主体，以此来误导全香港社会。不仅不代表社会主体、也不具备广而深的社会认同与支持。换言之，所谓的“占中”抗争主体，并非当前舆论所见的“全港市民”，而仅仅是极少部分激进人群，有如一个浮沙之城。

　　二、“占中”的抗争客体。一般来讲，抗争者要求的是政府所主导的政策决定，因为只有政府和体制内精英才拥有决策的权力，抗争者的目的就是通过政府决策来实现抗争集体的公共诉求。但“占中”策划者却在刻意模糊抗争的客体，不仅将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混为一谈，更意图将香港市民与中央政府放置于“不共戴天”的敌对位置。一场社会抗争，一旦抗争运动的客体被模糊化，实际上反映出，策划这场政治运动的人群，无法拥有强大的感召力，只能藉助不清晰的、概念化的政治理由去误导公众。当被煽动参与“占中”的市民发现，自己连抗争的对象都可能错误时，势必反蚀整场政治运动。【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