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派”原始的定义来自陈东升:“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家群体。” 他们在体制内成长,在体制外遍地开花;他们“士大夫”出身,有专业、有眼界、有无形资源,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九二派”的出现应了那句话:国家的梦想有多大,决定企业家的天地有多大。而如今改革又到了攻坚时期,回望“九二派”,期待新改革。
陈东升
陆昂:我曾是陈东升的秘书
俞敏洪
解决生活的办法仍然是授课
潘石屹
花50块搞“偷渡”
《九二派》新书发布,此书的主角被称为“92派”企业家群体聚首北京大学;而4个月前,他们也曾聚首于北国冰城亚布力,探讨20年前一位老人南国之旅带来的巨大改变。被包括在“92派”群体的那些人有: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中国诚信公司董事长毛振华等。这些企业家的名字,早已为世人熟悉。而他们身上印着的“92”数字标签,对如今的投资者来说,充满了时代的诱惑与神奇。每次大潮,总能大浪淘沙,留下几颗灿烂的珍珠。如今仍活跃于中国商业舞台的“92派”,无疑就是这些“珍珠”。对于投资者来说,“92派”的故事里有着太多的经验可以学习。[详细]
2012年3月,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组织了一次宴会,主客则是英国怡和集团第五代继承人亨利·凯瑟爵士。“这顿饭会成为佳话,他(亨利·凯瑟)代表世界的老钱,我们代表世界的新钱,这是‘顶级老钱’和‘顶级新钱’的对话”。陈对怡和家族的尊敬溢于言表,他认为“老钱”就是基业长青的完美演绎,淡定从容低调,历劫而能重生。当年的下海者,已同步吸纳了经济增长带来的活力。中国的“老钱”何时才能出现?[详细]
陈东升是董辅礽的弟子,他对我一直执弟子礼。1992年他辞职从商之后,相继创建了嘉德拍卖、宅急送、泰康人寿这三家企业,这么多年,这三家企业在不同的行业和领域都成了佼佼者。作为师长,我感到很欣慰。我一直推崇市场化改革,而现代企业和企业家正是市场化的主力。“九二派”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群体。坚定的市场化取向和专业化追求,是以陈东升为代表者之一的“九二派”企业家最大的特点。他们主动从计划体制内向体制外转型,成为最早也是最大范围脱离原有体制寻找独立舞台的一群人,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实践者和受益者。这批“九二派”企业家,既然率先离开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善于寻找市场,适应市场,发现市场的空白点,引领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开拓一方市场。董辅礽的弟子中除了陈东升以外,田源、毛振华等人也都是如此。[详细]
我对得起朱镕基总理,我没有把国有企业的钱搞丢,也没有去给朱镕基总理“找事添乱”。
陈东升的一句名言广为人知,并且成为中国管理界的经典名言:“创新就是率先模仿”。
怎么坚守自己的人生目标就特别难,不如设定一个特别大的目标,然后熬,一直熬下去。
这一代企业家最重要是价值观的革命,从“学而优则仕”转到“仕而优则商”。历史上的商帮,晋商是学而优则商,是从商重商的,是商本位;而徽商是官本位很重的。价值观的革命非常重要,从学而优则仕到仕而优则商。我们现在的价值观都赶不上当年,你看我们现在,国考成了第一大考,我们现在官本位的意识还是很强的。价值观念革命重要的是对官本位的冲击。
这些人是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但最后又在体制外壮大了非公经济,来“倒逼”体制内的改革。在体制外发展市场经济,通过体制外市场经济来“倒逼”改革。[详细]
到今天为止还在困扰着我们,还在支配和左右着我们,一个就是社会体制的转型,这个转型的体现就是我们讲的革新、变革、革命、改革、维新,到今天,170年,社会还是处在转型,包括今天韩寒写“要不要革命”,所以这个体制的转型到今天还没有完成。
以92年这两个文件为基础,而且是体制内向体制外转移。这些人大部分是社会的主流精英,所以创造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按照市场化、国际化的方向在寻找新的商业模式,所以这个群体是最大、影响最深,应该说也是最持续的。[详细]
这个可能还是企业家精神,主要的特点是挑战不确定性,所以到现在还在挑战,我也不敢说九二派过十年还在不在,但是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痕迹是肯定留下来,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甘于体制,从体制内出来挑战。
现在的人越来越不喜欢挑战不确定性,我们这二十年恰恰生活在极度不确定的环境中,政府经常改游戏规则,一会儿宏观调控,一会儿又是经济刺激,一会儿又是宏观调控,调得不知道怎么办,老是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生存,这是九二派一个巨大的特点。[详细]
有使命感的人全这样,最后一定管闲事、管大事、管别人的事,管到自己牺牲为止。所以我觉得九二派未来的走向堪忧。如果这个社会老需要企业家去管闲事,管社会的事,是社会不健康的标志。
如果我们能创造一个社会制度,能够让企业家安心赚钱创新,不去管民族问题、法制问题,不去管政府的权力和市场的关系,什么都不管,就是创新、创业,最后纳税、生活,这就是最好的制度。如果说哪一天九二派还需要坐下来说大词,我觉得社会没进步。我希望二十年以后,我们的词能说小,小到只有很少人有兴趣,多数人没兴趣,这个社会就成熟了。[详细]
我跟冯仑是被下海,下海的时候我们的官衣和所有东西都被扒光了。所以我不可能有任何寻租。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退,因为我们知道,退就是对自己理想的一种凌辱。所以我觉得那个体制,我出来的时候真的什么也没带。
我们这些人,92年以前起草文件呼吁改革,92年以后我们用我们的身体力行,用我们的成功表示了我们当时呼唤的东西就是真理。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的企业家的理想就是挣钱,不是干别的。因此我们这些人今天坐到这儿,就是顺带挣了点钱,我们的理想还在远处。[详细]

1992年,受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经济改革推进的影响,一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工作的体制内官员或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创业,形成一股商业浪潮。“九二派”中有很多人当时还很年轻,之后逐渐成为市场经济空白领域的开拓者或行业佼佼者。这代人开创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九二派”有专业知识,有开阔的眼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为了个人事业的成功,还满怀振兴中华的热情。回顾中国多年来的改革,一方面财富创造取得了巨大成功,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很多隐患。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继续推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