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和理想》
张大伟 制图
——读《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和理想》⊙叶 雷
“九二派”，这个充满了时代的诱惑与神奇的词语，特指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精神激励下，那些戴着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红帽”主动下海创业的企业家。据统计，1992年，全国至少有10 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九二派”为什么要下海？想的是什么？什么是驱动力？《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和理想》对此有详细梳理。
他们有的是为了追求平等，追求自由与创造，兰世立直言“当看到自己写的发言稿被别人拿去一本正经地念时，我感到很不爽”；有的是处于仕途的边缘，搏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毛振华说“哪怕让我去西藏当个县委书记，我也许都不会下海”；有的完全是出于“红帽”的纽带，做“官倒”，赚一把钱就跑的投机。因此，“九二派”的发展也就结局纷异，有的今天已销声匿迹，有的成了“教父”级的企业家，有的身陷囹圄。
虽然“九二派”企业家都有意回避“红帽”话题，但他们身上始终打着“红帽”的烙印。一是他们的触觉有限，所从事的主业多以贸易、金融等服务业为主，夹着房地产、医药等的多元化，起步都离不开“红帽”带来的资源与人脉；二是虽然“九二派”成功企业家大多有了自己的理念，如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强调“信任、简单、透明”，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强调“一定要专业”，新东方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强调“努力做好一件事”等，但说白了，这些都还只能称为“成功秘诀”，与完全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精神还有很大差距。三是“九二派”企业家的机遇意识主要来源于体制内，比如陈东升就依然觉得“北京是红太阳的中心”，“美国今天最火的，就是中国明天将要红火的”。所以，说他们既缺乏“78派工业英雄”草根的冒险精神，也缺乏“2000派互联网弄潮儿”的创新精神，应该是比较贴切的。
人类总是健忘的，但历史将记录这一切。我们未必记得住这些“九二派”企业家的名字，但未来很长时间里，我们很可能还会拿中期、万通、泰康、华谊兄弟、新东方、汇源果汁、零点咨询等作为商业经典案例来分析；而那些“倒在了体制的怀里”的失意者“千万不要试图用金钱与政府角力”的惨痛教训，更能促使我们反思。兰世立的故事就很有代表性， 2009年，兰世立以合作条件不平等为由坚决回绝了中航集团的收购，甚至对前来斡旋的政府官员说，即使砍了他的手，他也不会签字。这是何等悲壮。
“克里斯玛”是巫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神授的能力，是追随者用来形容诸如摩西、耶稣之类具有非凡号召力的天才人物的用语。马克斯·韦伯认为，“克里斯玛”人格是历史中富有创造性的革命力量，有着这种人格的人物以传统的名义出现，却是传统大刀阔斧的改造者。任何“克里斯玛”都是有时效的，其所能赋予社会进步的合法性也同样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递减。“九二派”企业家最感念的是《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两个文件。改革开放三十余年，蛋糕空前地大了，但质疑或阻力也正在重重叠加，人们呼吁进一步深化改革，理性的声音是告别“克里斯玛”，代之以法理型权威，依靠法律与制度的改善，依靠每个公民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