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花了两个篇章梳理这个问题。在“政商之间”中，作者说“官本位”仍然在影响社会和企业，中国商人与政府的关系是“离不开，靠不住”，“九二派”企业家“就是要利用某种人脉获得一个进入市场的机遇，并且坚定地走市场道路，也就是用计划经济最后的一点关系，去突破市场经济的关隘”，这就难免“人情往来”，只不过是有的过了界线，有的不过界线。在 “"新士大夫"的精神图谱”中，作者提出了一串沉重的问号：如何理解企业家精神？企业家队伍的壮大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吗？企业家如何更好地扮演社会角色？到底有无中国模式？如果有所谓的“中国模式”，政府在这一模式中的地位和作用应该是怎样的？威权是否有利于效率？民主是否有损于效率？是否对民主有担忧？如何平衡？企业家作为既得利益或受益者是否趋于保守？如何看待政治文明的变革？对当下中国的主要担忧是什么？
有人将“九二派”企业家与美国的西进运动相比，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胆量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宽，野蛮生长。历史确实有点相似。但在美国，今天人们议论的热点，不再是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等，而是麦当劳、联邦快递、微软、英特尔、Facebook、苹果等。因为美国每个人都可以做白手起家的创业梦，因为美国是个企业家称雄、企业家精神历久弥新的国度。
企业家精神不仅是投资创业、提高市场活力的首要条件，也是实现创新和联结各种生产要素的一种稀缺的无形资源，是企业健康长寿的基因和根本，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唯一真实来源，对企业的成功发展至关重要。可喜的是，“九二派”企业家对企业家精神已经开始了新的思考，比如黄怒波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毁灭性创新”，朱新礼认为“企业家精神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让富人变成有责任感的人”等等。
可以说，“九二派”企业家最大的贡献，是以自身实践挑战了“轻商主义”的传统，呼唤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本书由此发出这样的呼吁：“一些国家之所以不发达，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企业家禀赋，而是因为他们的企业家人才被不当配置于政府或非生产性部门中去。” “重振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求政府退出经济主战场，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让企业和民众回到舞台的中心；重振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求政府放松和解除管制，强化市场功能，弱化官员造租和寻租的能力；重振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求民众理解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从这一点上说，“九二派”企业家的历史使命还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