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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凡生：我们的理想还在远处
王梓木：现在已经十几倍了，当时我到朱镕基那汇报说要干这个，我还指望他给我题词或者参加开业典礼，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他说你从国有企业拿那么多钱怎么保证不流失呢？我说我真是没什么能力保证，但是我一定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经贸委领导说你别干这个活了，咱们企业司的司长59了，马上退，让他干，你前途正好的时候，怎么能干这事呢？后来我讲了一个59岁现象，我说我现在干这个，为什么那些企业家，包括国企愿意把钱给我呢？我是拿我20年政治前途做抵押。我比朱镕基当副司长的时候还年轻，我有20年政治前途做抵押，他们为什么不把这个钱给我？你把这个给59岁的老司长，没有抵押物，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后来16年确实给企业创造十几倍利润，现在市场交易价格已经超过10块钱。所以我是觉得，总理说不要把钱搞丢了，我觉得我对得起国企。
袁岳：咱们九二派企业家有一个重要特点，他们见领导很随便的，一年怎么也要见好几次的感觉。工作关系，上可以见总理副总理，下可以见试点企业领导，这就是资源。那时候你也没有留下跟朱熔基总理的合照？
王梓木：有。
袁岳：像九二派跟领导见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一般有照片也不挂，到处挂照片的一般都是骗人的。
郭凡生：我的情况不一样，我跟冯仑是被下海，下海的时候我们的官衣和所有东西都被扒光了。所以我不可能有任何寻租。我做的也是现在讲起来很低下的事情，当年在联想大楼外面写的是“收破烂发商情的不得入内”，我是做商情出身，我从十几个人的街边店做起，我最开始的几万块钱的注册资金是借的钱，直到今天我不跟国营企业做生意，我也不跟过去做官的朋友做生意，我觉得只要做商人就自己干净好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些人从体制内带出一个巨大的财富，就是理想、理性和一些理念。比如我一做慧聪，我就是劳动者本位。一个人和的公司，每年一分红，30%归股东，70%归员工，这种理论是八十年代我们写论文、写书时候就倡导的，所以我们是从那个体制带着理想进来的，而许多商人，今天许多年轻人，你们是没有这样理想的。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退，因为我们知道，退就是对自己理想的一种凌辱。所以我觉得那个体制，我出来的时候真的什么也没带。
袁岳：有理想的人是这样的，把自己要干的事说的太好，你退不下来，你本来做得那么好，现在不干了，那还是个人吗？
郭凡生：因为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如果慧聪做不下去，我不可能做司长。我1983年做到正处，我87年到北京，三个户口一套房子，我是很了不起的。要来的时候，最后我记得我跟领导说，我到了那儿没房子住，他就给我分了一套房，但是90年下海的时候这些东西全没了。但是在那个里头我们带下来的很多东西非常重要，直到今天我们这些人，眼睛一瞟，说三句话就都能说到心里。所以我们这些人，92年以前起草文件呼吁改革，92年以后我们用我们的身体力行，用我们的成功表示了我们当时呼唤的东西就是真理。因此我们这些人今天坐到这儿，就是顺带挣了点钱，我们的理想还在远处。
袁岳：前一阵冯仑特别说了，有理想人的特点是主要追求理想，顺带挣钱。
郭凡生：但是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的企业家的理想就是挣钱，不是干别的。
刘举：我在想我们这代人从体制内带出两个东西，因为在国家部委工作，对行业、对产业的政治高度比较宽，比较深，所以做企业看得很长远。第二个带出来的还是人脉资源，比如当初我想创办一个停车公司的时候，跟部长、跟市长一说，他们说好事，觉得很好。有这个点子，然后再一起草，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是最早的私募，搞私募去了，多找几家股东，股权分散，也能说话算数。一是有点子，有产业，再加上领导支持，再加上一个好的制度设计，就把公司成立起来了。当然公司不大，当时成立去了几个副部长，那就是当时的优势。但是那个年代公务员比较廉洁，不像现在那么腐败。所以没带出来钱，只带出来思想和人脉资源，来整合企业的实现。
袁岳：我来做一个总结，九二派的企业家中间很大一部分，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所谓改革构想，改革的想法，这帮人有相当一部分原来没做企业家的时候，他们很多就是笔杆子。第二，他们过去所说的东西，特别是鼓捣其他人干的东西，现在很多公务员鼓捣别人去干的他自己都不信，而九二派真正做了一个事情，他们过去鼓动体制要改革、国企要改革，企业应该怎么做，等到他们决定下海的时候，他们能够去尝试，说明他过去理想追求的东西跟他做的东西是比较一致的，至少他是在这个方向上面可以落地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九二派中两面派的比较少，说一套做一套的比较少，说得好干得坏的比较少，说好事干坏事的比较少。像房地产里面，像冯仑，房地产里面那个时候做干净也不容易，当然你就做得不干净，被起来人看起来干净也不容易。总的来说九二派从人格到行为上比较一致，是相对健全的企业家群体。
表扬和自我表扬基本结束，下面接受问题，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给台上的嘉宾提出来。
